太虚（1889--1947），近代高僧，著名的佛教改革家、社会活动家。以倡导人间佛教而著称。俗姓吕,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原籍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生于浙江海宁。

1913年，他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振聋发聩地喊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的口号，标志着中国传统佛教跨入现代型的理论分水岭。1922年，太虚法师创立武昌佛学院并任院长。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佛教教育的成熟。其办学方向、学制等被各地后起的佛学院参仿，直至今天仍不失示范之功。它和同年由欧阳竟无开办的支那内学院，堪称近代佛教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奠基石。

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是以“人”为本的佛教，表现出对“人”、“人生”的关切；人间佛教还佛、菩萨以“人”的本来面目，廓清了“佛”、“菩萨”与鬼神迷信的界限；人间佛教强调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佛教成为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助力；人间佛教强调在人间创造净土，无须在人间之外另求净土，这就使佛教真正贴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社会。

太虚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嗣往永丰寺就歧昌和尚学经。越岁复住天童寺修禅学佛。时与闽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

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

1912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著，法学精进，深有所得。民国五年出关后，即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

1918年，太虚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

1927年，太虚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1927年，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当即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十七年，太虚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1929年，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即来厦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嗣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南佛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员自由选修。还亲自为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讲论《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闽院经太虚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如印顺论师等；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犹是当年受太虚亲自教诲的学僧。

太虚在厦门，还经常应各界的邀请，到处讲学，如多次应邀赴厦门大学演讲，主题有《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为厦大心理学会讲《梦境》，为哲学系师生讲述《唯相、唯识学概论》等。此外，还为双十中学开讲《民国与佛教》；应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述《释迦牟尼的教育》；于中华中学讲《欧、美佛教概况》；为厦门青年会开讲《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还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莲精舍，多次开讲《唯识十三论》等经学论著。

1933年，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1937年，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援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由其门下弟子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太虚大师得意弟子有芝峯、法舫、大醒、法尊，世称太虚大师座下四大金刚。又如印顺长老等，皆是大师之得意弟子，都对佛教日后的发展、僧才的教育、佛学院的创办等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年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