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少年出家为僧者人数不少，但执著地为理想献身并事业有成者并不多，至于恪守戒律并在中国文化事业上做出贡献且名垂千古的则更是微乎其微，玄奘法师就是这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一生不仅参访高僧，就学大德，以弘扬佛法为己任，还为了探求佛教真理，溯本求源，九死一生只身到印度求法，历尽１７年艰辛，舌辩群僧，为中国僧人赢得荣誉；回国后又致力于佛经翻译工作，使佛教典籍的翻译日趋规范，从无序状态走向系统化、学术化，使中国佛教经典在我国古代文化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追求理想和献身事业方面，玄奘法师被僧俗各界视为楷模。
玄奘法师本名陈袆，河南洛州（今河南偃师）人，生于隋文帝开皇２０年（公元６００年，另一说法为公元６０２年），祖上曾经作官，但到父亲那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十分清贫，父亲只得将两个儿子先后送到洛阳净土寺学佛，这就是后来的玄奘法师和他的哥哥长捷法师。玄奘法师１３岁正式出家。在此以前，他已随兄在寺内学习佛教经典，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终身恪守戒律，潜心研究佛法，每遇到德高望重的法师讲经说法，他与二哥长捷法师总不会放过。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玄奘法师离开了洛阳，先后到了长安、成都、荆州等地追踪名师，参访圣贤。当时佛教界认为难懂难讲的《八犍度论》、《俱舍》等，他不但融会贯通，并且能为众人讲授，深受好评。随着阅历的丰富，学识的增长，玄奘法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各地名僧大德所讲的同一部经内容竟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自相矛盾、互相抵触的情况，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些经典在翻译过程和传承过程中以讹传讹。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到佛教的发源地去寻求答案。
其实，唐朝僧人发现这一问题的并不仅是玄奘法师一人，只是很少有人下决心西行求法。据义净三藏的《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仅太宗、高宗、武后时期，有记载者已有６０余人，书中说：“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几人”，可见西行之艰难。当时的印度由几十个小国组成，西域地区也有３０多个小国，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玄奘法师要独自一人过沙漠，翻雪山，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朝廷还禁止大唐臣民出关到异域番邦去！
据史书记载，玄奘法师到了西北地区后，他讲经说法，参访高僧，苦等了三年，机会终于来了。北方大旱，西北尤甚，朝廷允许饥民可以出关谋食，玄奘法师随着饥民从凉州出玉门关到了西域，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重重困难，抱定“难行能行”的宗旨，走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语言各异的近２０个国家，终于到达印度的那烂陀寺。这时他已是３３岁了。令人欣慰的是，玄奘法师在长达４年的时间里走走停停，不断学习，不但通晓了一些地方语言，还学习了过去没学过的经典，为以后在那烂陀寺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那烂陀寺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更是佛教学术交流中心，常有几千名来自印度或东南亚各地的僧人云集，或讲经说法，或讨论答辩，每当主持人讲完以后，便会有热烈的争论，学术气氛十分浓厚。那烂陀寺成了印度半岛上最有生气、最活跃的寺庙。人们对远道而来的大唐僧人十分敬重，加之他学识渊博，待人诚恳，被推为“十德”之一。玄奘法师并不满足于这种荣誉，他与来自各地的几千名僧众坐在地上听讲，其中《瑜伽论》前后听了两遍（每遍需要一年零五个月才能讲完），《因明》、《声明》、《集量》各听两遍，《中论》、《百论》各听三遍，《顺正论》、《显扬》、《对法》各听一遍。就这样，五年的时间里，他的学识已远远超过寺内的僧俗学者，人们对这位大唐僧人推崇备至。大家期望他在那烂陀寺发挥重要作用时，他却表示要启程回国了。人们的劝说没有使玄奘法师留下，但是却从另一侧面看到大唐僧人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和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毅力，对唐朝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中国佛教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来到唐朝学习交流的印度僧人逐渐增多，这是后话。
玄奘法师离开那烂陀寺以后又到南部一些地方弘法并取道回国，佛教界在曲女城为他举办了建立法会。这个法会是由羯若阇碝国戒日王主办的，内容除讲经说法外更侧重答疑、破难、辩论等活动，客观上是玄奘法师的一次重要亮相。参加法会的有１８个国家的国王，３０００多名各地僧人，外加那烂陀寺僧人１０００多人，甚至还有被佛教界称为“外道”的非佛教徒２０００多人。大会以玄奘法师所著的《会宗》、《制恶见》两论的论点为中心进行辩论，历时１８天，竟无一人辩过玄奘法师，也无一人对玄奘法师的论点提出异议，在会上玄奘法师被授予“大乘天”和“解说天”的尊称，人们又一次领略了大唐僧人的学识与风采。
玄奘法师带着几百部梵文经典和一些佛像踏上东归的旅程，当然也带着印度各国佛教徒的友谊和期望。由于出关时手续不全（没有关牒），入关时遇到麻烦，玄奘法师只得作书历述１７年来概况，请西域商人带到长安转呈唐太宗。
当时唐朝空前繁荣昌盛，但对境外各国却知之甚少，特别是与唐朝毗邻的西域各国。唐太宗约见了玄奘法师，对这位远见卓识不畏艰险的佛教学者大为赞赏，让他把沿途所经西域各国见闻撰写成书，甚至还劝他还俗从政。玄奘法师见时机成熟，便向唐太宗提出，希望朝廷支持他的译经工作。一年以后，即贞观２０年公元６４６年 由玄奘法师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的十二卷的《大唐西域记》成书了，译经院也建立起来了。
在玄奘法师以前，一些西域人也曾译了不少佛经，对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其中代表人物是龟兹人鸠摩罗什（公元３４３—４１３年）。由于时代所限，西域人翻译的佛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不深，很难准确掌握中文的语言习惯，在翻译时遇到不易翻的句子甚至段落便自行删去，于是常有首尾不一致、上下不相连的现象；二是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加入或渗透译者的观点，以至真伪难辨，谬种流传。玄奘法师以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娴熟的翻译技巧针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开始了大规模的系统的译经工作。
据佛教典籍记载，玄奘法师共带回５２０箧六百五十七部佛教典籍，以２０匹马驮回长安。云集在玄奘法师门下的译经者堪称一支阵容极强的精锐队伍：年龄最大的彦琮是隋唐时人，曾游历过西域，懂得梵文及西域文字，有多年的译经经验，提出过译经“八备”的理论，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义净比玄奘法师小３５岁，也曾在那烂陀寺学习过，精通梵文。他们是译经的骨干，也是“老、中、青”结合的最佳人选，不久，一些熟悉佛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型的僧人也加入其中。玄奘法师把这些精英分为９人一组，分别担任１．译主；２．笔受；３．度语；４．证梵本；５．润文；６．证义；７．梵呗（专门整理唱念部分及法器击奏部分）；８．校勘；９．监护大使。由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译经速度快，水平也很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为监理，一些极负盛名的僧人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如神昉（玄奘法师四大弟子之一）、神泰（有多种佛学著作流传至今）为证义，道宣（现存的代表作是《续高僧传》和《释迦方志》）为润文，窥基（玄奘法师四大弟子之一）为笔受。这样的规模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以玄奘法师为首的译经院在译经的同时，对译经理论也有新的补充与建树。玄奘法师认为，所译佛经必须以当时流行的语言（口语）写出，才能为广大群众接受；刻画人物形象力求生动；尽量使用译经中的对话。更主要的是他提出“五不翻”的原则，即本地没有的东西不能硬译，否则会造成误解；意义较多的词不翻译，避免产生歧义；咒语不译，因为中文里不易找到确切相应的词汇；过去佛经中，已使用过并且约定俗成的词汇不必另行改译等，凡不能翻译的语汇都只音译。经过玄奘法师一行人的努力，一部部流畅的佛经在唐代流传开来，一些过去汉语中没有的词汇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被采用并使用至今，如圆满、功课、觉悟、声援、谴责等，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语言文化。道宣曾将玄奘法师译经前后的不同译经方法和效果进行过对比，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前言。今所翻传，都有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翫”。（《续高僧传·卷五》）
玄奘法师一生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代表作是《瑜伽师地论》、《菩萨藏》、《无垢称经》及《大般若经》等。唐太宗为新译诸经作序，即世传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法师最后翻译的一部经是《大般若经》。显庆４年（公元６５９年）玄奘法师身体已大不如前。长期的艰苦生活，西行求法的劳顿，译经工作的繁忙都使他心力交瘁，但他仍笔耕不辍，抱病工作。这样坚持了４年，玄奘法师终于完成了这部六百卷的巨著。此时的玄奘法师已无力再从事译经活动，只是偶尔讲经说法，参与宗教活动。麟德元年（公元６６４年）玄奘法师在完成了他的宏愿后安详地圆寂了，时年６５岁。
玄奘法师的后半生以极其精深的梵文造诣亲自担任主要译经人，工作一丝不苟，并注意矫正旧本的讹谬，不但提出了译经的理论，也使译经工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开创了我国译经史的新篇章。后人从他主持翻译的经卷中不但精辟地了解佛教深邃的教义，还可以看到当时印度的社会风貌。
玄奘法师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前半生西行求法，后半生译经撰述。他不但是一位极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高僧，更是一位有很高文化素养，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伟大学者。玄奘法师九死一生西行求法的壮举尽管被一些文学作品改编或渲染，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还是妇孺皆知的，至于他在佛经翻译中的贡献和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看来这一切都有待于后人的弘扬了。
(作者金章和,发表于《人物》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