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312—385），俗姓卫，东晋时期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号“漆道人”。

《祐录·道安传》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于是，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也姓“竺”；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也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也姓“安”，如此等等，“姓各不一”。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本师”既是释迦世尊，佛的出家弟子，即当以“释”为姓，乃以“释”命氏。从此后，出家僧尼，均姓“释”。

道安“僧尼轨范，佛教宪章”创制人，使“天下寺舍”，“则而从之”，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定立寺院规制的人。道安身体力行，自律甚严，他的弟子亦多奉法唯谨。

道安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像貌拙陋，为人却很聪敏。他七岁（据说道安自幼失去父母）开始念书，读两遍便能背诵，记忆力极强。十五岁时，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转而出家，研习佛法。因形貌黑丑，未被重视，令作农务。少年道安，奉命唯谨，并无怨言。过了几年，道安方才向他的师父要求阅读佛经，师父随便给了他一卷约五千来字的《辨意经》，道安利用田间劳作的休息时间，读了这部经，而且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以经还师，要求另换一部。师父责问他：昨天给了你一部经，你还没有读完，怎么又要再换一部经？道安回答道：昨天给的那部经，已经背诵下来了！他师父不怎么相信，却还是又给了他一部近万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仍用田间休息时间阅读，并且也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将经还师，他师父感到有些意外，并且当面让道安背诵一遍，果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这才发现：他的这位“其貌不扬”、为人诚实的徒弟，原来是很不寻常的。于是，他便“刮目相看”这位徒弟了。不久，他为道安授具足戒，道安遂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接着，就让道安外出游学，冀以深造。从此，道安就开始了他出家以后的游学生涯。

道安到了邺都（今河南临漳），在中寺遇见神僧佛图澄，遂师事之。佛图澄对道安深为器重。众人见道安容貌不扬，颇轻鄙之，佛图澄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要瞧不起道安，他的见识，可比你们这些人高明得多呢！而且，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要道安为大家再复述一遍，道安辞锋锐利，屡挫群疑，众人这才大为叹服。于是遂有“漆道人，惊四邻”的赞语。

后来，道安又到了濩泽（今山西晋县境）。不久，又与同学竺法汰（亦佛图澄弟子）来到河北的飞龙山：又到太行、恒山，并在这里创立寺塔（慧远就在这时从道安出家）。于是，“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僧传》之言，虽不无夸张，但于此也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已经是相当知名的了。

道安四十五岁时，又回到邺都（《僧传》作“丠部”，误），住受都寺，徒众已有数百人。这时，石虎已死，冉闵作乱，河北一带，甚不安定。道安乃西适牵口山（在邺之西北）；不久，又率众到了王屋、女林山（今属山西）。

从佛图澄死（348）后的十五年（349—364）间，道安（及其徒众）一直辗转活动于河北、山西一带，边禅修，边讲学。后来，他又避乱渡河而到了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木食，修学”。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盖安公……恰逢世乱，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以下简称汤《史》）则道安在北方的游学时期，实在也就是颠沛流离的时期。但是，尽管这个时期的道安，颠沛流离，不遑宁处，而他仍能于荒乱中寻求宁静，于奔波中聚众讲学。这个时期，追随道安、从之受学的门弟子，已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于此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虽然居处不定，而道安门下，确已成为佛教重镇。

道安到陆浑不久，起自北方的慕容氏（一说慕容��，一说慕容恪）略掠河南，安乃率众南下，行至新野，道安对他的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弟子们表示愿听老师的吩咐。于是，道安便在新野作了第一次“分张徒众”的安排：“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而道安本人，则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南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在这次行色匆匆的南下途中提出来的。关于让法汰去扬州，《世说新语·赏誉》（下）“竺法汰”条下，刘孝标注里也曾言及之：“（释道安）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梁《僧传》卷五《竺法汰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竺法汰，东莞人，少与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贰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关于法和入蜀，梁《僧传》卷五《法和传》说：“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按：应为慕容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来，道安到了长安，法和也自蜀入关中，助安弘化。

道安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到达襄阳，“既达襄阳，复宜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从此，道安开始了他行履中的第二个时期——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达襄阳后，征西将军桓豁，镇守江陵，邀安移住江陵；及朱序西镇襄阳，又请道安回住襄阳。朱序称赞道安为“道学之津梁，澄治之��肆”。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旋因该寺狭窄，难以容众，乃在官僚、豪富们的赞助之下，另外创建了一所有四百多间僧舍的枟溪寺（同时还修建了一座五层之高的佛塔）。从此，道安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相当优裕的环境中定居了下来。

襄阳名士习凿齿，早在道安还在北方时，就已与之致书通好，并且恳切表示希望道安能到南方来。道安到了襄阳，习当即前往拜访道安；不久，并致书谢安，称誉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数百）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吾由来所未见。……恨足下不同日而见！”习氏认为，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靠权势压人，而门徒数百人之所以能够“洋洋济济”，“自相尊敬”，靠的全是道安本人道德学问的感化。于此可以想见，道安是多么的见重于当时。

高平郗超，“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同上）之意。

道安到了襄阳之后，不仅受到了桓豁、朱序、郗超之流的达官贵人以及习凿齿这些豪富名士们的推崇、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礼遇。据梁《僧传·道安传》的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特下诏书说：道“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济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僧人，竟能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可谓荣崇之至！

由于环境安定，条件优越，道安在长达十五年（365—379）的襄阳时期（《道安传》所谓“安在樊沔十五载”），是他最有建树的时期。在这十五年中，他不仅每年要讲两遍长达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从不废阙，而且还从事于注述等等其他的各种宗教学术活动，且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可以这样说：道安在襄阳（樊沔）的时期，是他一生中业绩卓著的时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二月，秦将苻丕攻陷襄阳，道安（与守将朱序等人一起）被致之长安。根据梁《僧传》卷六《慧远传》的记载，道安在离开襄阳之前，又一次“分张徒”：“秦将苻丕寇并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后来，慧远定居庐山，名振一时。

道安到了长安后，秦主苻坚高兴地对他的仆射权翼说：我以十万之众攻取襄阳，结果止得了一个半人。权翼问他谁是一人，谁是半人？他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一天，苻坚出游，要道安与他同辇，权翼认为：道安乃“毁形贱士”，岂能与天子同辇。苻坚则很生气地说：与道安同辇，这并不是安公的光荣，而是他这位大秦皇帝的光荣。并要权翼“扶安升辇”（详见梁《僧传·道安传》及《晋书》卷114《载记·苻坚下》）。于此可以想见，苻坚对于道安，是多么的推崇备至。

道安住在有僧众几千人的五重（级）寺。由于受到苻秦的崇敬，所以道安在长安的生活环境，也还是相当优越的。道安则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弘化事业。

首先，道安到长安后，便致力于译经事业。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卷十五《道安传》说：“安笃志经典，务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道安还“常与沙门法和铨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同上）。

其次，在组织、赞助译经的同时，道安仍还致力于讲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在襄阳，每年要讲两遍《放光般若》；到长安，每年仍要讲两遍《放光般若》。于此，不仅可以看出道安的为法之殷，而且还可以看出道安对于《般若》经典的兴趣之浓。

由于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以致“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赋诗者，皆依附致誉”（《祐录·道安传》）。苻坚且“敕学士内外有疑（者），皆师于安”，以致“京兆为之（谚）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于此可见，道安不仅在佛教界具有影响，而且在当时长安的知识界也具有相当影响。

道安死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2月8日，终年七十二岁。

道安在他的《增一阿含经序》（《祐录》卷九）里说：“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传译，昙嵩笔受，岁在甲申（按：即建元二十年——384）夏出，至来年（按：即建元二十一年——385）春乃讫。……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四十日乃了。”死于是年二月八日的道安，既参与了《增一阿含》的翻译，又为这部新译经典撰写序文，道安为法的殷勤，于此当可想见。

孙绰撰写《名德沙门论》，称誉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按：名，或为“明”之误）理。”又为之赞说：“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备，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道安之见重于当时，于此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