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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娄迦谶——首译大乘弘扬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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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娄迦谶,东汉僧人,佛经翻译家,简称支谶。

他本是月氏国人。于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先后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阿阇世王经、杂譬喻经、首楞严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宝积经等二十余部,现存仅十二部,为第一位在我国翻译及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之高僧。所译诸经中,以道行般若经最为重要,乃般若经系各种经典中最早之译本,此类般若系经典促进魏晋时代玄学清谈之风。又般舟三昧经系以西方阿弥陀佛为对象之重要经典,为我国佛教史初期弥陀净土信仰,如慧远之庐山东林寺等念佛结社之主要依用经典。“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

支谶译籍的种类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小乘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闍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道行,译如性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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