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儒：法显大师西行壮举的精神动力

编者按：公元399年，一位花甲老者，从西安出发，穿越渤海，一路西行，去寻求佛陀正法。公元412年，这位耄耋老者，渡海归来。一个伟大的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两种文化在此交融。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隆重开幕，海内外300名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法显大师登陆地青岛，共同探讨法显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教授发表了题为《宗教虔诚与爱国情怀——法显西行壮举的精神动力》的论文，主要阐述了法显大师西行的精神动力、目的及对佛教界和思想界的影响，摘要如下。

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一千几百年间，或受朝廷委派，或自发结伴的西行求法者数以千计。其中事迹最感人者，当属东晋时期的法显大师。

已过花甲之年，为了佛教的健康发展而踏上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已逾古稀之年，为了记录口耳相传的佛教典籍而在异国他乡苦学梵书、梵语；到了耄耋之年，为了尽早译出汉地缺少的经典而毅然取消回长安的计划。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炽热的爱国情怀相结合，是法显大师创造奇迹、完成壮举的不竭精神动力。

一、法显大师舍生忘死去求法

法显大师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关他的年龄，各书记载也有不同。

关于法显大师逝世的时间，据史料记载推算，我们可以把法显大师逝世的时间大体确定在419年到422年的三年之内。

根据《法显大师传》记载，法显大师于弘始元年（399）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当时他的年龄应该在六十三岁至六十六岁之间。他游历了将近三十个国家，首尾经历十五年后，与义熙八年（412）在山东牢山登陆。当时他的年龄在七十六岁到七十九岁之间。

法显大师游历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范围之广，可谓前无古人。汤用彤先生总结说：“盖法显大师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晋之朱士行，东晋之支法领足迹均仅达于阗。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而未闻其返。康法朗未闻至天竺。至于于法兰，则中道终逝。故海路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大师为第一人”。实际上，在千余年的西行求法史中，以如此高龄兼走陆路与水陆，除法显大师之外没有第二人。

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取得成功，同时代的人也认为这是空前的壮举，并且高度赞扬他的精神：“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可以说，这里的“诚”，就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这里的“志”，就是报效祖国的壮志。

法显大师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对后代的西行求法者具有巨大激励和鼓舞作用，唐代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

在这里，义净是把法显大师与玄奘并列。和玄奘相比，作为“创辟荒途”的开拓者，法显大师除了年迈之外，路途中条件也更艰苦，遇到的凶险也更多。在西去途中，法显大师除了曾得到张掖王段业、敦煌太守李暠的一般性布施资助外，此后的西进途中和返回路上，再没有获得更大的援助。对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玄奘从长安到高昌这一段路程很艰苦，但此后得到高昌王、叶护可汗以及印度的鸠摩罗王、戒日王的大力支持，情况就显著不一样了。如果说，玄奘只经历了“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的折磨，那么，法显大师更承受了“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的痛苦。就玄奘本人而言，也把法显大师作为榜样。他在立志去西域时说：“昔法显大师、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吾当继之”。

当时有人觉得法显大师所述的西行经历太简略，劝他记述得更详细一些。他重新叙述之后，“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崄，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法显大师这样有钢铁般毅力的人回忆西行所历也要“心动汗流”，可见历经了怎样的劫难。他清楚的知道，他的西行求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

与法显大师结伴从长安出发西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在张掖等地相遇结伴同行的有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共计十一人。其中，智严、慧简、慧嵬、慧达、宝云、僧景等六人先后中途折返。僧绍随胡僧到罽宾，慧景死于小雪山（今贾拉拉巴德城南边的塞费德科山），慧应死于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佛钵寺，道整留住中天竺。只有法显大师一人以过花甲、逾古稀之年完成了这一壮举。

法显大师能够毅然西行并成功返国，不仅是因为他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他有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当他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伽蓝见到汉地的一把白绢扇时，几句对见到故乡物品的叙述，把他的爱国深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可谓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法显大师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法显大师怀念祖国人民，怀念祖国的山川草木。今天读到这段记述，让人感觉不到一千六百年时间的遥远。虔诚信仰不能取代爱国情怀，而这两者的结合，才是法显大师求法成功的精神动力。从古到今，在不同时代，人们的信仰有不同，认识有差别，但像法显大师具有的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为国献身精神，始终是民族的魂魄。

二、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目的

法显大师西行求法有着明确的目的。他自述：“法显大师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大师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普遍要求。需要更完备的戒律典籍，既与当时佛教特殊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当时佛教典籍翻译的状况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有志于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信徒的追求。

首先，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内地，纷纷建立地方政权。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大量下层群众或者为了躲避战乱，或者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纷纷进入寺院，以便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佛教经历了超常规的迅速发展。当时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方各州郡，寺院不断建立起来，成为一个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当时寺院的出家人都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而且寺院的规模也比较大，聚集上百名乃至几百名僧人的寺院并不罕见。法显大师出国时所在的寺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法显大师为沙弥时，与同学数十人在田地里割稻子。一天，遇到“饥贼”来抢夺稻谷，其他的小沙弥都惊恐逃走，只有法显大师留下来，和抢夺稻谷的贼人交谈，把他们说服，保护了寺院的粮食。对法显大师的表现，“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从这个事例来看，佛教僧团的急剧膨胀，主要是由于大量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快速涌入引起。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僧众的增加，客观上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寺院制度，制订规范僧人修行生活的纪律，订立协调僧众关系的准则等。

当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主要依赖外来佛教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与唐代及其以后的佛教自主发展的形势不同。因此，规范僧人的修行生活，使佛教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有来自“佛国”的现成戒律典籍，因为只有这样的典籍才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完备的戒律，就成为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教徒的心愿。法显大师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从当时佛教经典的输入情况来看，律藏部分恰恰又是很不完备的。在法显大师时代，大量的汉译大小乘经典已经流传，但戒律典籍明显不多。当时翻译出的比丘尼戒律有：《比丘尼戒》一卷，由西晋竺法护译出；《比丘尼大戒》一卷，前秦昙摩持、竺佛念译出，它们都是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的节译摘译。关于比丘的戒律有：三国魏昙柯迦罗翻译的《僧祗戒本》一卷，这是大众部戒律《摩诃僧祗律》的一部分。前秦昙摩持、竺佛念翻译的《十诵比丘戒本》一卷，这是《十诵律》的部分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佛教界已经能够认识到这些戒律书并不完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确定在天竺存在着更完备的律藏，这是促成法显大师西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法显大师未出发之前，就认识到汉地的戒律典籍是“残缺”的。而到了天竺之后，他又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务必寻找“备悉”的和汉地没有的戒律典籍。

法显大师在出国之前认识到戒律不完备，立志寻求律藏，并把这个目的贯彻到十五年的旅行始终。然而，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获得特定戒律典籍的特殊困难。据《法显大师传》载：“法显大师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按照这个记载，北天竺不是没有戒律典籍，而是没有写成文字的律书。他当时还不善梵书、梵语，没有办法把口耳相传的律藏写下来。所以，他不顾路途遥远，辗转行进到中天竺，希望在那里找到文字典籍。

他在这里得到经律之后，就住下来，学习梵语和文字书写，并且抄写律书，　405年他开始学习并写律时，年龄应该在六十九岁到七十一岁之间；407年写律完毕离开时，年龄在七十一岁到七十三岁之间。

以这样的高龄学习新语言，并且以梵字写律，感动了当时寺院中的僧人。据说：“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大师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这位优婆塞所在的地方，正是法显大师学习和写律的地方。伽罗先是法显大师以古稀之年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见证者。他被法显大师的精神所感动，替法显大师写下《大般泥洹经》六卷。法显大师带回此经并译出，在佛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显大师求律的赤诚，和他的同伴道整形成了鲜明对照：“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道整所看到的当地佛教僧众持戒严谨，无疑是事实。当时汉地缺少必要的戒律典籍，许多僧人没有依戒修行，也是实际情况。对于两地的差别，法显大师自然也十分清楚，然而，两人的态度和行动却截然不同。道整看到这种差别之后，想到的是永远不再转生到“秦土边地”，几乎到了以身为汉僧是耻辱的地步。在这里，道整只有虔诚的信仰，没有爱国的情怀。法显大师则完全不一样，其求法初衷不改，其归国决心不动摇：“法显大师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没有炽热的爱国情怀，不足以创造奇迹、完成求法壮举。

三、法显大师对佛教界和思想界的贡献

法显大师回国之后，原打算去长安，看望久别的故人，但是，为了尽早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法显大师传》记载：“法显大师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义熙九年（413）秋天，法显大师到达建康，住在道场寺，与早于他到达的天竺禅师佛陀跋陀罗共同译经，并得到宝云的支持。据载，共翻译约百余万言。在413年开始准备翻译经典时，法显大师年龄应该在七十七岁到八十岁之间。

法显大师共参与翻译了六部典籍，其中，《摩诃僧祗律》四十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一卷；到梁代已经遗失的有三部：《杂阿毗昙心》十三卷，《僧祗比丘戒本》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此外，法显大师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等，都没有来得及翻译。在所译典籍中，《摩诃僧祗律》于晋义熙十二年（416）十一月始译，十四年（418）二月译出，这是部派佛教时期大众部所传的完备戒律书，对研究印度佛教有宝贵的资料价值。此书与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并列为现存完整的佛教四大部律藏。在这四部律中，法显大师一人分别从中天竺和师子国带回了两部。自己主持翻译了一部（即《摩诃僧祗律》），另一部（即《五分律》）后来由佛大什、智胜、慧严、竺道生等人合作译出。综观中国现存部派佛教时期的律藏情况，法显大师求律的贡献就显而易见了。

《大般泥洹经》六卷，义熙十三年（417）始译，十四年（418）一月译出，《出三藏记集》记载，当时参与翻译的有二百五十人，规模之宏大，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这部经的重视程度。这部经的译出，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介绍到了中国佛学界和思想界，开始形成影响久远的、与般若“性空”不同的佛学另一支。法显大师成为中国历史上介绍“佛性”论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坚信“一切众生”能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本经卷六说到，那种不相信佛教、断绝一切善报的人（称为“一阐提”），由于罪孽深重，要永远流转生死，不得菩提，没有佛性，不能成佛。所以，它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还不够彻底。

然而，此经宣扬的主要思想，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广泛重视。慧叡在《喻疑》中说：“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这段话，已经不是对《大般泥洹经》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其“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发挥和引申。从众生都能够经过学习而成佛，进一步论证“佛”高于“众圣”，也就是佛教高于其它教。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谶译出的《大般涅槃经》40卷，内容更丰富，再创造的思维空间也更大，“佛性”思想随后也就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和更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