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法显大师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编者按：公元399年，一位花甲老者，从西安出发，穿越渤海，一路西行，去寻求佛陀正法。公元412年，这位耄耋老者，渡海归来。一个伟大的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两种文化在此交融。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隆重开幕，海内外300名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法显大师登陆地青岛，共同探讨法显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麻天祥教授发表了题为《法显西行及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的论文，主要阐述了法显大师西行取经经历及带回并翻译的经典对佛教中国化所做出的贡献，摘要如下。

汤用彤先生说：“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然去者常为有学问之僧人，故能吸收印土之思想，参佛典之奥秘。归国以后，实与吾国文化以多少贡献，其于我国佛教精神之发展，固有甚大关系也。”。“晋宋之际，游方僧人虽多，但以法显大师至为有名。”他还指出：“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大师为第一人。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一也。”我国人游天竺、西域之传记十余种，现存者极少，西人均视为鸿宝，“法显大师《佛国记》，载其时西域情形甚详，居其一焉。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二也。”法显大师归国，参与“译经约百余万言，其中《摩诃僧只律》，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而其携归之《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三也。”

汤先生的意思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华，除了西域僧人东来弘法外，中国知识分子亦推波助澜，致西行求法运动如日中天。而西行求法者，亦为博学深思的学者型僧人，故能广搜精求异域文化，于中国传统和佛教思想之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梁启超谓之“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和“留学运动”。梁氏言：“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故法显大师、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质而言之，则西行求法之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慾‘之满足。惟其如此，故所产之结果，能大有造于思想界。”梁启超同样强调的是，西行求法，或者说“留学运动”在思想上的贡献，特别是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其中法显大师首出群伦。汤先生概括为三条。其重要者之一，留学天竺，陆去海还，携佛经归国者，“第一人”的殊荣，非法显大师莫属；其二对西域风俗、人情、地理之记述，亦甚精详，尤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故亦无须赘言。唯有其三，实为西行求法的主要产品——携归之佛教经典，为佛教义学输入提供了文本的依据，奠定了佛教中国化思想基础，但由于各种原因，关注甚少。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这里，我们拾遗补缺，专就第三点论述法显大师的贡献。

法显大师，俗姓龚，山西临汾人，即《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所称“平阳沙门”。法显大师有三兄，俱于髫龄夭亡。其父惧祸及法显大师，显三岁便出家为沙弥。十岁时丧父，继而母忘，二十岁受具足戒。传，尝与寺僧数十人刈稻于田中，有饥民欲夺其谷，诸沙弥皆惊恐逃避，唯法显大师不卑不亢，对强抢者说：若有需要，可随意取。但你们往日无布施，故今生有此饥贫，若再抢夺，将万劫不复。说罢扬长而去，强抢稻谷者闻言羞愧，弃谷而逃。

如前所言，后汉至魏晋，僧人东来西去，佛径传译及西行求法，如日中天，但早在印度，佛经缺载，率凭口传，传来佛经虽多，但篇章不全、迻译失真者已屡见不鲜，而律藏残缺，尤其难以满足已经在中国本土制度化的佛教之需要。所谓“经法虽传，律藏未阐”，正反映了当时对戒律的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年近花甲的法显大师，“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戒律于天竺，于东晋隆安三年，即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开始了长达15年，陆去海还的西行求法的艰难历程。

据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末记载：“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慧皎《高僧传》谓之“辛寺”，“春秋八十有六”。另据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法显大师回国后同佛陀跋陀罗（觉贤）在南京道场寺共译六卷泥洹、摩诃僧只律等，直到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二月末结束；据《高僧传》卷三佛驮什传，法显大师圆寂在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七月以前，因此可以推定，法显大师卒年当在418至423年之间。按82岁计算，法显大师生年应为公元336到341年；按86岁算，应为332到337年。据此计算，法显大师西行至少在58岁，甚或可能在60岁以上了。

如是，法显大师怀“律藏残缺”之忧，于耳顺之年，“西度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经鄯善，游天竺，巡礼佛教故迹，“凡所历三十余国”，艰难险阻，九死一生，陆去海还，以古稀之年，度过了15个春秋。诚所谓，“盖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也。”唐代高僧义净也曾就法显大师和玄奘西行求法予以比较，他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开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竭蹶艰难，又远在玄奘之上。更何况，玄奘西去东回，皆取道陆上，上有唐王室之庇护，沿途又有“诸国王侯礼重”；而法显大师不仅年逾花甲，为求法不惜身命，而且始终是一介普通的行脚僧人，孑然一身，苦心孤诣，百折不回，携归经律十余部，六十余卷，译经百余万言，相比之下，也就显得更胜一筹了。

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人西行求法，目的在于学问，而不在信仰。法显大师显然也是一个学问僧，其西渡流沙，开辟荒途，其目的自然也在于佛教义学之传播。除戒律外，六卷泥洹经之翻译，并流布晋土，使“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之涅槃佛性论，同般若性空说并驾齐驱，开中国佛学心性论之先河，为中国佛教哲学做出了显着的贡献。具体说有三：

其一、《法显大师传》开宗明义，首先说明，“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可见，法显大师西行，原处动机就是寻求戒律。其结果也不负所望，在天竺获得戒律多部，有摩诃僧只众律一部、萨婆多众律一部、弥沙塞藏本。事实上，佛家戒律五部，即萨婆多部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弥沙塞部）、摩诃僧只众律和迦叶毗律。其中迦叶毗律在中国无传，其它四部，法显大师携归者有三部。《高僧传》明律部末亦论之曰：“并法显大师所得梵本”，其贡献之巨不言而喻。

其二、法显大师对毗昙学的贡献。毗昙，意为“对法”、“无比法”，亦有“论”的意思，也是三藏中的“论”藏。毗昙学实为一切有部之学，东晋以下，由道安、慧远提倡，采用名相分析的方法，论证我空法有，有六因四缘之说。其中南方有慧集，北方有慧嵩，号称毗昙师，而成毗昙学派，多兼治其它经典。法显大师由天竺获得《杂阿毗昙心》、《摩诃僧只阿毗昙》、《杂阿毗昙心》等，并且于归国后同觉贤一起翻译了这些经论。这些翻译经论虽然阙佚，但法显大师于毗昙学的传译显然不容忽视。

其三、佛经的携归与翻译尤为重要。对中国佛教哲学，尤其是心性学说的贡献，既是无心插柳，实际上确实起到了弄潮涛头，推波助澜的作用。法显大师自印度取回的《长阿含经》、《杂阿含经》都是极其重要的佛教经典，特别是他和佛陀跋陀罗，即觉贤在健康共同翻译的《方等泥洹经》（即六卷本的《泥洹经》），公开倡导“涅槃实相”、“佛性实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与当时广为流行的般若性空之学相反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其后道生的“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之说，因此倍受责难，但也因此争论加深了对心性学说的认识和论证，从中亦可见中国佛教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心性学说的不断发展与深化。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此虽系传闻，但也反映出法显大师所传《泥洹经》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综上所述，法显大师“慨律藏残缺”，举年近花甲之身，不惜身命，孑然西行，前后历经15年，取得佛教经律论三藏十余种，六十余卷，翻译百余万言，在律学、毗昙学，以及涅槃佛性说和其他佛教哲学方面，均有重大的贡献。

来源：2012年09月10日 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麻天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麻天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