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新思维”逐渐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推动社会改革进程的指导性思想。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宗教问题成为苏联社会持续的热点问题，“宗教热潮”与民族矛盾裹挟在一起的宗教教派冲突，不断搅扰着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一、宗教法规的缺失导致“宗教热潮”的出现

从1988年起，苏联就宣布要实行新的宗教法规，以取代沿用了60年的《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1]。但是新法规的制定因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政府的不作为而屡遭延宕，直到1990年10月，新的法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才得以颁布实施，而此时距离苏联解体还剩14个月的时间。这部新的法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取消或淡化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组织及其活动的管理。苏联党和政府在经济政治领域所推动的改革没有让人民群众获得实际利益或者看到希望，反而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更加促使一些人从宗教中获得安慰，由此引发了一轮强劲的“宗教热潮”。

作为苏联最大的宗教团体，俄罗斯东正教会是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自由化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除了在恢复和新建教堂以及修道院方面获得迅猛发展以外，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出版活动也得以扩展。1988年，教会的出版部门获得了四座新的建筑。从1989年4月起，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出版有8个版面的《莫斯科牧首教会消息》周报，报纸的发行量达到5万份。在庆祝基督教传俄千年之际，教会还出版了庆典版的俄文版《圣经》，发行10万本俄文的祈祷书以及乌克兰语的新约全书。5万本现代格鲁吉亚文的《圣经》也于1989年正式出版。教会还获准进口15万本俄语的圣经著作。

从1988年春天起，苏联政府允许宗教组织重新自由开展慈善工作。俄罗斯东正教会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他们委派高级神职人员前往美国考察学习。教会在苏联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教会的神职人员在官方和民间都越来越赢得尊重，教会的宗教活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在公共场所开展，苏联的政府机关报、国家电台、电视台更多地关注和报道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1990年圣诞节被确定为苏联的公众节日，1991年4月，苏联电视台在主显节教堂转播了整个复活节礼仪，参与庆典礼仪的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和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

根据西方学者Sabrina Petra Ramet的统计，“从戈尔巴乔夫掌权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了复兴。到1989年下半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拥有了8100位教士，2443位领经人，70个教区，19个教育机构，3948位神学生，至少拥有9734个开放的教堂和35座修道院和修女院”，[2]这个规模与“十月革命”前相比尽管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已经大大超过了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任何一个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规模。

此外，在这一时期，苏联的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新教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印度克利须那教是苏联的一个小教派，1988年5月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只有3000名支持者，但是到了1990年底，却有了百万名支持者，而且活动范围遍及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大区域。在改革的年代里，以“改教”著称的路德宗新教团体也从新的宗教政策中大大受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一些国外宗教教派纷纷到苏联开展活动，“英国‘救世军’总部1991年2月责成挪威中校约·布雅尔特维特去列宁格勒完成恢复‘救世军’活动的使命。在此之前，该组织在瑞典和芬兰的总部已分别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建立了联系”。[3]大量国外宗教团体在短时间内纷纷涌入苏联，成为苏联社会“宗教热潮”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也为境外反苏势力借宗教向苏联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

如果说，“宗教热潮”所带来的仅仅是宗教组织的发展以及人们宗教活动的增加，且这种发展和增加是法律所允许，政府所能够控制的，那么这种“宗教热潮”未尝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宗教繁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然宗教的长期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宗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这样一种繁荣也就是完全可能和正常的，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允许这种局面存在，并且应该引导和调控局面向有利于国家安定和谐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其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也是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在当时的苏联，即使是依照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国家不委托宗教组织执行任何国家职能”，“各宗教组织不履行国家职能”，“宗教组织不参与政党活动，不得给予政党财政上之支持”，“宗教组织必须遵守现行法律与法制之规定”等规定所确立的宗教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则，苏联党和政府也是完全有理由将宗教组织的发展和宗教活动的开展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的。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苏联“宗教热潮”泛滥的结果却与人们的良好愿望截然相反。当时出现的“宗教热潮”是伴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失落以及国家分裂趋势不断发展的过程蔓延开来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宗教生活的和谐繁荣，反而造成了教派之间延绵不断的宗教纷争；特定教派的宗教人士作为特定政治派别的支持者或活动者，使宗教问题不断泛化成为民族问题、政治问题，致使宗教力量成为一种危及到苏维埃国家存在的负面因素，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宗教领袖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导致宗教问题的政治化

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宗教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东正教的领袖人物之一，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大主教基里尔在1990年第2期《莫斯科牧首区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教会在改革条件下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教会不可能与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或文化的变革都不发生任何关系，这些变革无不影响着个人或社会的道德。在此意义上，教会应该投身于政治、经济、科学以及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基里尔文章的语气虽然十分平和克制，但是他所代表的教会，乃至整个宗教界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愿也被他表达得十分明确。在“宗教热潮”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宗教界的这种意愿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国家的政治生活格局也不免发生相应的改变。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历史上，教会人士从没有担任过任何国家职务，苏联党和政府将这一点作为对“宗教与国家分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自1988年4月以来，宗教界和学术文化界强烈要求最高苏维埃和各级人民代表中应有宗教徒的代表，以保障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1989年春，宗教界有7名领袖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有的还进入了领导岗位。还有一批神职人员被选为地方人民代表”。[4]

基里尔大主教还对信教群众的政治表达提出了要求，他指出，每一个教会的成员，在保持自由的同时，都有义务使自己的观点与教会的立场相协调，从而使得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正确的道德途径。这就使得教会及其宗教组织有可能以自己的政治立场为核心，将信众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从而影响甚至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宗教政党，“影响较大的有：‘教会与改革’运动、基督教企业主协会、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拉脱维亚基督教使团、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统一’运动”。[5]

在苏联，俄罗斯东正教会是苏联政府最认可的宗教组织，但在它的反对派看来，这个教会根本就是一个“官方教会”。然而就是这个“官方教会”的政治态度在“宗教热潮”不断泛滥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走向苏维埃政权的反面。我们比较皮缅和阿列克谢二世新旧两位大牧首对于“十月革命”的称呼便可看出这种变化端倪。1989年11月，行将就木的大牧首皮缅依照惯例，为庆祝“十月革命”72周年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出贺电，在电报中，他虽然没有对“十月革命”给予任何正面的评价，但是他采用的是当时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标准称呼“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到了1990年11月，新当选不到一年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口中的“十月革命”却变成了“十月事变”；到了1991年，在“8·19”事件延烧不到4天时间里，这位大牧首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声明和牧函谴责维护苏联联盟国家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而对推行自由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和敌视共产党的叶利钦则嘘寒问暖，温语有加。到了这一年的11月7日，这位大牧首则在莫斯科市中心为追悼和纪念死于苏联政权的人们举行宗教仪式，并要把11月7日作为追悼日。

苏联最具合法性的宗教组织的领袖，其政治态度尚且如此，其他宗教组织及其代表人物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这一时期所诞生的宗教政党和运动或许因其教派或信仰的不同在政见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是有一点它们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政党和运动的组织者，大都是教权主义者，反对教会与国家合作，有浓厚的反共色彩”。[6]

苏联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宗教政策，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使宗教获得其所需要的发展空间，进而使得因宗教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矛盾逐步缓和。但是由于政策时机选择的失误以及政策本身不具有导向性，不仅没有减缓矛盾，反而使得宗教领域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否认苏联历史的政治立场以及积极参与的政治意愿带给苏联宗教界的不是和谐有序的发展，而是一片动荡。东正教与天主教的纷争、东正教会内部关于教会地位的纷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与民族分裂主义倾向裹挟在一起，使得原本就十分复杂的宗教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在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波罗的海沿岸、中亚甚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宗教、教派问题往往渗透其间，成为压垮苏联这个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宗教矛盾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利用，成为导致联盟破裂的重要推手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掀起的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标志的改革，在他当政的早期是受到苏联人民欢迎和拥护的。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的艰巨性，其所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没有实现预想的目标，这不仅使得人们对于改革的前景产生了怀疑，而且也促使许多社会运动和舆论朝着反苏和反共的方向发展。这期间，“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势力结合，在促使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7]

如果我们把苏联解体看作是一个大厦的坍塌，那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宣布独立是这座大厦掉下的第一块砖，而乌克兰最终宣布不加入经过修改后新的苏联国家联盟条约则是这座大厦坍塌前受到的最后致命打击。在导致联盟国家解体从头至尾的整个过程里，宗教矛盾一直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成为重要的破坏性力量。

作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国都处于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它们都是在二战期间的1940年8月加入苏联的。根据统计，在爱沙尼亚，路德宗新教徒占居民人数的70%，而东正教徒占20%；在拉脱维亚，路德宗新教徒占40%，东正教徒占35%，天主教徒占25%；在立陶宛，天主教徒占90%，东正教徒只占4%。[8]

在地理位置上最靠近西方，在宗教信仰上，西方教派占到大多数，加之又都是在特定背景下加入苏联的，而且加入的时间相对较短，所有这一切似乎就决定了在苏联整体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将最早走出来挑战联盟国家，而且其主要的力量来源必然是与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

立陶宛是原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在立陶宛独立运动中，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与信仰天主教的立陶宛人之间的对立被挑动得空前尖锐，民族情绪高涨的立陶宛人已经无法忍受他们的国家继续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存在，而这种情绪受到了来自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高度认可和鼓舞，而此时的苏联，其捍卫国家完整的努力在国内都得不到普遍的支持。1991年1月13日，苏联特种部队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街头的示威群众之间发生武装冲突，造成一百余人的死伤，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天”。在苏联内务部队开进维尔纽斯的时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萨尤季斯”竭力把事件解读为东正教的俄罗斯对天主教的立陶宛“入侵”，借此挑动立陶宛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感情，然后把流血事件的责任归咎给苏联政府。作为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研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时，曾经鲜明地强调东正教与天主教及路德新教之间的尖锐对立，这至少可以说明，宗教问题在该地区国家独立过程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情况也与立陶宛大致相同。经历了“8·19”事件之后的苏联已经无意阻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了，不得不于1991年9月6日宣布承认这三个国家独立。苏联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宗教问题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相配合，从而使国家政局受到严重影响，这一点在乌克兰也表现得特别明显。俄罗斯与乌克兰是苏联大厦的两根支柱，历史上，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摇篮，现代俄罗斯的前身基辅罗斯就发端于乌克兰，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俄乌之间的联盟已经持续了300多年。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深入，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再次走上历史舞台，它们的政治组织“鲁赫”于1989年下半年登记成为合法组织，此后在鼓动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国际势力支持下，“鲁赫”逐渐摘下支持苏联改革的面具，露出其民族分离主义的真面目。在这个过程中，乌克兰国内外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极力操纵的正是宗教问题，不仅在希腊礼仪天主教会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运用“独立国家需要有独立的教会”、“罗马不是我们的父亲、莫斯科也不是我们的母亲”等口号来极力煽动乌克兰东正教会内部的独立倾向。到乌克兰独立时，乌克兰境内的东正教被分裂为服从于莫斯科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听命于乌克兰牧首的乌克兰自治教会，以及既不听从莫斯科、又不听从乌克兰牧首的自主教会。教会被搞得四分五裂，这不仅使得乌克兰与联盟国家之间的离心力增加，乌克兰最终脱离苏联，而且还致使整个苏联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团结意愿遭受到重大的打击，联盟国家就此瓦解。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而乌克兰的独立则是为这一过程画上了一个句号。在这个过程的头尾两端，我们无不看到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宗教推行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毫无疑问，在苏联政局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也好，西方敌对势力也好，他们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工具搞出点事情来，而苏联历史上宗教工作的缺点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些教派的信教群众因为宗教问题而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和怨气，使得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看到有机可乘，于是借宗教、教派纠纷深化民族矛盾，增加各民族与联盟国家之间的离心力，直至联盟解体，这个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四、结论：苏联解体过程中宗教问题给我们的启示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宗教信仰及其组织的迅猛发展和宗教教派的冲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宗教领域各种矛盾的激化固然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多元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但是问题的根源可能还必须从苏联70余年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实践中去探究。我们认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宗教之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破坏性作用，这既是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松”和“放”的结果，同时又是对此前苏联宗教政策长期“紧”和“卡”的一种过激反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对宗教问题认识方面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党在新时期所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论的理论结晶，它也代表了当代社会主义对宗教问题认识的最高理论成就。

今天，当我们以“相适应”理论为指针，深入研究苏联解体过程中宗教领域的历史教训时，我们认识到，要避免在宗教领域重蹈前苏联的覆辙，首先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工作，正确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问题，切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宗教工作原则。苏联历史上宗教工作中的很多缺点和错误，都与没有正确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有关。即使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尽管他从文化和宣传领域开始“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但是对于宗教工作，他却始终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苏联宗教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在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与苏联党和政府之间造成了严重的隔阂，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从形势发生变化了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宣泄出来，最终导致宗教领域局面失控，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其次，我们还要大力发掘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避免因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尖锐化。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异质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相互之间存在异质性的事物并非不能共存，既然宗教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直至阶级和国家消亡，既然宗教要影响到相当大数量和相当多阶层的社会主义社会群众，我们就应该不断地深入发掘和认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适应性，惟其如此，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才更加安全。在苏联历史上，尽管出现过宗教与国家政权关系良好的时期，但是总的来看，苏联宗教政策在戈尔巴乔夫以前总的趋势是片面夸大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党和政府长期把宗教当作“意识形态残余”，从来没有充分意识到广大信教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为激化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指望充分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指望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危机的时候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边，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我们还要善于化解裹挟于宗教现象之中的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打击反动的政治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决不手软，但是对于宗教问题，要在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下加以解决，两者绝不混淆。在苏联，无论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是在乌克兰，宗教教派矛盾之所以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利用，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苏联历史上在这些地区的宗教工作没有很好地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在抵御外来宗教渗透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因为宗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一国的宗教人员和组织就不可能不与国境线以外的宗教人员和组织进行交往，同样因为宗教的普遍性，境外的敌对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这两者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区分正常的宗教交往与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对于依照宗教传统和习俗所进行的正常交往，我们应予以保护和支持，而对于借宗教之名搞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反动势力则应坚决予以打击。

注释：

 [1]1975年曾进行过重要修订。

 [2]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1-53.

 [3]郑天星：《宗教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2页。

 [4][5][6]郑天星：《宗教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09-112页。

 [7]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8]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01-14 /中国民族宗教网转载

（作者系武汉工业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