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一带一路”建设

来源：中国宗教网 2015-10-24

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已成为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最受瞩目的话题。

作为对古代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欧亚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新一轮整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从东向开放到战略西进，进而左右逢源，比翼齐飞，横贯东西，远瞩世界。中国的国家战略从韬光养晦的运筹帷幄中走向有所作为的主动出击，全景式的进一步深入改革和扩大开放跃然于世人面前。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都指出并强调人文和文化交流、文明和宗教对话，强调通过民心相通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的重要性。在大文化交流方面，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少有效机制。但在宗教方面，尽管近年来交流不断，然而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应着眼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加重视文化、特别是宗教交流，立足现有基础，打造新模式、探索新机制，更加有效地加以推进。

本期特邀请政教学三界，围绕宗教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主题，从沿线国家的宗教历史文化积淀、宗教信仰分布现状和特点，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具体宗教的战略定位，以及地方工作经验展开叙述，无论是面的扫描，还是点的透视，希望对阐清思路、扩宽视野、增强信心有所裨益。

“一带一路”上的宗教历史积淀与现实处境

文/卓新平

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关注并处理好宗教问题，这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真正实施和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宗教问题包括两大层面：一是宗教与“一带一路”的历史关系;二是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特别是其真实处境。

一、历史积淀

从“一带一路”与宗教的历史关系来看，延续约两千年之久的古代丝绸之路充满了宗教传播和交流的史实。随着古代陆地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外域宗教相继入华，而中国本土信仰亦得以外传。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双向流动，带来了不同民族之间在信仰层面的相互交往，丰富了相关地域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为中外民众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多层面的相遇营造出更融洽的气氛，提供了彼此深入了解的可能。宗教使“一带一路”的历史不只是社会经济史，而是蕴意更深、涵盖更广的思想文化史。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创一般以张骞西游大月氏为标志。但有些史料和考古的发现亦令人猜测其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而这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就与宗教的流动、交往相关联。例如由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使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才始知印度之名，并“始闻浮屠之教”。为此中国把与西域相关联的古代天竺称为“西方”，故而有“西天取经”和“西方极乐世界”之说。这种中印文化交流实乃开始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探询及认识，从认识古代印度而最终认识到具有真正“西方”意义的欧洲。在这一古丝绸之路上，既有印度僧侣东来传教的足迹，也有中国人“西游”“西天”取经的身影。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印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仍。陆海两条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印宗教之间的交流，也使中国人的文明史、中外交通史等都充满宗教元素，实质上乃是一部思想交流层面的宗教史或宗教交流史。此外，中国人不仅因佛教文化而认识了印度，与此同时，也因为通过认识早期印度文化中的雅利安人文明及犍陀罗文明等而与古希腊文明相关联，此后丝绸之路更为纵深地向西方开拓，使中国人的西域观、西方观也通过逐渐认识丝绸之路沿途的“大食”“大秦”等而最终真正了解到西方，厘清其古希腊罗马的精神传承。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两种宗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其过程亦经历了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例如，基督教最初是以景教的身份而传入中国。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流传范围极广，影响到西域、中亚等地，并且在沟通中西上意义独特，起到引导作用。唐朝景教在经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后在唐会昌五年(845)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而遭禁止，但仍然沿着丝绸之路一带而顽强存在，并且一度成为西北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打下了基础。天主教则因沿丝绸之路来华传教而曾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早在元朝，天主教传教士就经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艰苦跋涉而来到中国，促成了中西文化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交往。而这种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交流，在明末清初耶稣会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的实践中达到高峰。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成为西方探究中国文化、掌握汉学知识的先驱，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而当时的中国文人经耶稣会的媒介也开始放眼看世界，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语言等展开系统研究。当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的连接而获知西方文化及基督宗教时，欧洲人也因此而获得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等知识，被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风俗、传统等东方风韵所感染，一度形成了欧洲的“中国热”。丝绸之路曾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互补，在“中国礼仪之争”之前作为中西交往的友谊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教在唐朝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称古代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当时因商业往来而使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留居中国，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华扎根。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后来演变为长期侨寓的“住唐”，在华娶妻生子，发展出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的基本信仰。元朝蒙古西征又将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形成“回回”的发展，并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与唐朝穆斯林主要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不同，蒙古人的西进则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这使得沿途穆斯林民族东迁，带来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这使当地民众以往信奉佛教、摩尼教的景观发生巨变。16世纪时，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为这一区域今天的宗教信仰状况奠定了基础。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从而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北非众多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也使伊斯兰教获得明显发展。明清中国伊斯兰教曾在其宗教“中国化”上取得可贵的进展，增强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

除了以上三大宗教，早期经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摩尼教等。

二、现实处境

在分析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及真实处境时，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些国家大都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其中东南亚非各国以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中亚各国则基本上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传统，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国家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基督宗教信仰。这些国家或地区亦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一些国家乃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国教，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卡塔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文莱、叙利亚、也门、伊朗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泰国、柬埔寨、不丹、斯里兰卡等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以色列以犹太教为国教，尼泊尔以印度教为国教等;一些国家的某一宗教乃是绝大多数人的信仰，如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缅甸的佛教、菲律宾的天主教，以及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等。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我们则还需要面对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众多国家。

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国情及其宗教信仰传统、风俗习惯，想要深入展开“一带一路”的建设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近我们在一些周边国家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投入，也因为不了解其复杂的宗教状况而遭受损失，收获甚微。此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宗教政策、政教关系、教际关系的情况，也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因为政教冲突、不同宗教的冲突，以及教派之间的冲突，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不深入了解其错综复杂的宗教现象而贸然投入，也可能会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要对这些国家宗教政策的实施及其带来的效果或后果加以客观、冷静的评估，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目前其状况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值得及时观察和深入研究，以便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相应的建议。

总之，“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历史的积淀和当今的处境，既是政治经济战略的范畴，也是文化战略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其宗教情况的了解和评估。我们回顾宗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史实，正是提醒人们这些宗教在古今处境中都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今天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现状既是其历史的延续，也是当代国际形势引起的全新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时空环境，值得我们在决策之前科学分析、正确判断。而通过透彻了解“一带一路”所关涉的宗教问题，也有利于调动相关宗教的积极因素、避免其消极作用，了解其文化、影响其民心，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顺利、平和、富有成效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发挥宗教优势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文 / 裴勇

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构想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已经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政治、外交、经济、金融等方面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人文交流，特别是文明、宗教对话等民心互通的平台和机制尚未充分建立起来。古丝绸之路尽管开始于政治军事、繁荣于商旅交通，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往。文化、宗教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润物无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政治经贸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宗教的“软”助力。

一、宗教的世界和宗教的亚洲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宗教的世界。据有些资料显示，当今世界70亿人口中仍然有85%左右的人信仰各种宗教或准宗教。任何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国际问题、任何一个国际交往行为都离不开宗教的因素。所以“要了解当今世界就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概莫能外。作为理念、世界观、价值取向，宗教从背后、从内里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所在的亚洲是一个宗教的亚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房龙在《房龙地理》中说，“欧洲给我们提供了文明，亚洲给我们提供了宗教”。包括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产生于亚洲。中国产生了道教;印度产生了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千百个大大小小的宗教;西亚产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很多人把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简单等同于基督教文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欧洲不过是接受并发扬了基督教。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最大的精神交集之处就是宗教。从历史上，从古丝路开始就一直如此。而且亚洲的宗教因为多，关系也极为复杂。亚洲宗教是否和谐事关重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于周边和亚洲，注重人文交流和民心互通，就不能不将视角投向宗教的维度、将行动引向宗教的领域。通过宗教之间的交流合作和良性互动，就能在各国社会和人民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增进互相的理解和信任，使民心互通工作落到实处，为新丝路战略中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的推进奠定更广泛、更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古今丝路宗教生态的演变

1. 古丝路的宗教生态及特点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包容了世界上曾经兴盛过的各大宗教以及民间教派，也被称为“宗教之路”。海上丝路始于汉代，唐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加之同期中国经济重心已转到南方，海上丝路便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外交通主通道。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也成为中外宗教交流的主渠道。

古丝绸之路宗教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宗教多元化、多样性明显;(2)宗教传入主体上采取和平的方式;(3)宗教之间总体上可以互相包容、和谐共存。而与之相比，15世纪欧洲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则表现为宗教的一元化和侵略性，所到之处毁灭当地文化、有时甚至消灭土著人口，强制推行基督教。所以今天重提建构新丝路，最值得借鉴和复兴的，在宗教层面就是多元互尊、和平交往、和谐共处及由此展现的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谐共存的生态、合作共赢的常态。

2. 新丝路的宗教生态和特点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新丝路地带以及延伸区域的宗教生态与古丝路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随着宗教所处时空的变迁和力量的消长宗教分布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二是政治经济制度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较大变化。古代是以封建帝制为主，国家一般会支持某种主流宗教，近现代以民主共和政体为主，大部分国家实行了政教分离，宗教至少在形式上失去了国家力量的支撑。

新丝路中心地带。我们权且把中国作为新丝路的中心地带，我国的宗教存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古代，我国以儒释道为主，其他信仰文化为辅。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为佛道伊天基五大宗教平等共存、民间信仰大量存在的新格局。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一方面传统的佛教、道教逐渐开始恢复并快速增长并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伊斯兰教随着民族人口的增加而平稳增长;另一方面为以往非主流、非传统的宗教提供了较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基督教(新教)快速增长，从新中国成立前的70多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300万，增加了30多倍。尽管天主教因其特点增长平稳，增幅不大，但国际影响较大、境外渗透干预较多。此外还有信奉祖先、妈祖、财神、风水、命理的就更多了，可以说没有明确宗教归属却有明显宗教意识的民众比宗教信徒人数更多。在古丝路时期原属佛教信仰的西域(一部分为我国的新疆地区)在16世纪左右伊斯兰化后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我国新疆各民族主体上信仰伊斯兰教，改革开放后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我国西藏也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的严重影响，而很多分裂活动都披上宗教外衣、假宗教之名进行。所以，当前我国宗教生态比古丝路时期更加复杂，佛教、道教存在着治理乱象、清净道风的问题，藏传佛教存在如何防止利用宗教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问题、伊斯兰教存在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两者都存在如何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问题，天主教、基督教存在着如何完成本地化、如何防止境外势力干预渗透的问题。五大宗教之间存在着如何保持宗教间和谐共存的问题。

新丝路核心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亚洲为核心区域，亚洲历来宗教复杂多样，多元共存。时至今日，与古丝路相比，亚洲的宗教生态和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等总体上仍以佛教(道教)为主流，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三大语系佛教并存的国家，至今仍然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对亚洲和世界佛教也有重要影响。但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速，已经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韩国基督教对华渗透严重，中国基督教在信教人数上则超过韩国。东南亚、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斯里兰卡等以佛教为主，东南亚除了越南佛教以汉传大乘佛教为主，其他均为南传佛教，泰、缅、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的中心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印度以印度教、伊斯兰教为主，但作为佛教的故乡和佛教圣地中心仍然对佛教国家有较大影响。中亚佛教衰落后一直以伊斯兰教为主，西亚主流是伊斯兰教。此外在东南亚华人众多，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教、妈祖等民间信仰在东南亚社会有一定影响。

佛教由于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是东亚、南亚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语言，其次是道教、伊斯兰教，三者总体上成为我国同东亚、南亚国家宗教交流的主流。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一直保持和平的性格，东亚的伊斯兰教在各国内也总体上能够吸收当地文化、保持和谐局面。在亚洲，宗教对话和共存有着较好的历史基础和历史经验，也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宗教和谐提供借鉴。相比之下，中亚国家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均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国家，与土耳其语言文化接近。土耳其号召建立大突厥经济圈、突厥国家联盟。我国新疆受此影响较大，东突恐怖势力与此相关。中亚各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因紧邻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国家，宗教复兴受到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和渗透，伊斯兰激进主义一度抬头。西亚两伊之间曾因分别由什叶派和逊尼派主导，加上政治因素一直存在争端，巴以、阿以之间因领土和宗教问题分歧严重，西方特别是美国长期在该地区经营，插手干预严重，增加了该地区的复杂性。而伊朗积极发展与同族塔吉克斯坦的关系，还因拥有大量土库曼民族积极拓展与土库曼斯坦关系。因此，在这一地区如何实现宗教和谐至为重要，又因与政治协调和经济发展深度交织在一起，问题非常复杂。

三、如何发挥宗教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 强化宗教的交流功能，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我国各宗教稳步开展对外宗教交流，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形成了一些对外宗教交流的机制和品牌。佛教方面主要是佛牙、佛指、佛顶骨舍利到有关佛教国家和地区巡展瞻礼，包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等，我国佛教界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佛教界合作援建玄奘纪念堂、中华寺、法显纪念堂等。连续20年举办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已经举办了三届世界佛教论坛、组团赴有关国家参加佛教卫塞节大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去年在中国举办了第27届世佛联大会)、世界佛教僧伽会等。道教方面，举办了三届国际道教论坛和道行天下(给国外宗教、教育和学术机构赠送道教经典)活动、筹备成立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道教联合会。伊斯兰教方面，分别在印尼、土耳其、马来西亚举办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展、出席伊斯兰世界联盟大会等国际伊斯兰会议。在基督教方面举办了赴美、德，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等的圣经事工展，在中国召开了中美基督教领袖高峰论坛，邀请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在中国举办有关会议，出席世界基督教有关组织会议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的对外交流得以蓬勃开展，但总体而言，这些活动还主要是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统筹协调支持下推动进行的，宏观思维和战略高度的把握还有所欠缺，应该在国家战略层面从国家文化战略、国家整体软实力提升的高度进行重新审视、全面评估、总体规划、深度整合。此外还要重视如何发挥好宗教团体在对外交往中的主体作用，增强宗教团体自身的能力，使其主动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这就需要更深层次地检讨现行宗教政策的利弊得失，从宪治、法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高度进一步做好宗教团体的定位，理顺宗教团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2. 深挖宗教的促和作用，创新宗教对话机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宗旨是互尊、包容、合作、共赢，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基本宗旨也是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平。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同一宗教在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不同宗教之间的双边对话和共同交流其根本宗旨也是为了促进相互理解、包容、和谐。应充分发挥各宗教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开展有关交流活动。我国各宗教主流都是崇尚和谐、促进和平的。目前中国深入参与的已有的跨宗教和平对话机制是世宗和、亚宗和、中宗和系统，应继续积极支持和强化这一促进宗教和谐、世界和平的对话机制并支持在中国召开世界性宗教和平对话会议，也可以考虑创设世界宗教和平对话的新的机制，不断放大中国促进宗教和谐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同时还可以考虑在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基督教领袖论坛等单教宗教论坛和会议中邀请其他不同宗教的代表与会、增设跨宗教对话的议程，放大和彰显中国宗教的包容性，力促宗教对话、宗教和谐，努力创造一个对话、和解、合作的氛围。

3. 高扬宗教的生态智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未来世界的最大政治就是环境和生态问题。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生态问题也是一个始终贯穿的最大、最关键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议程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如何解决好生态和环境问题。而宗教，特别是中国传统宗教中始终蕴含着最丰富的生态智慧需要我们大力发掘、高高标扬，共同构建新的生态文化。这不但能够服务于新丝路战略、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国家战略，而且能够有助于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甚至服务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转型。

 (作者为国家宗教局二司副司长)

把握“一带一路”上的宗教态势

文 / 张二平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来，目前已有64个国家表示了加入意愿，将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明确了线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可见，“一带一路”跨度大、范围广，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交融的网状地区，具有鲜明的文化多样性特征。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一带一路”宗教呈现进一步复兴态势，在人类文明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

一、宗教人口持续增长

据WIN-盖洛普国际2012年发布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2012》，西亚信教人口占地区人口比例是64%，阿拉伯世界是77%，南亚是83%，非洲是89%，东欧是66%。可见，这些地区作为“一带一路” 重要环节，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宗教多元传播区，信教人口在地区总人口中占有重要比例。

2015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宗教的未来：2010-2050年的人口增长预测》。该报告预测，在全球范围内，穆斯林生育率是最高的，每名妇女平均3.1个孩子，高于全球人口更替水平(2.1)。基督徒第二，每名妇女2.7个孩子。佛教徒由于老龄化，出生率低(1.6)。印度教徒的生育率(2.4)接近全球平均水平(2.5)。2010至2050年，世界总人口预计将上升到93亿，增长35%。在同一时期，伴随高生育率产生的相对年轻的人口，穆斯林预计将增加73%。基督徒的人数也将增加，大约与全球人口增长率(35%)相同。印度教徒人口预计将增加34%，从10亿多到近14亿。2010至2030年，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数量预计将增加，从4.88亿上升到5.11亿。

从该报告可以看到，未来几十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宗教人口增速较快，数量和比例都比较高。报告称，2010年99%的佛教徒住在亚太地区，2050年预计是同样高的比例(98%)。佛教徒人口最大的10个国家都在亚洲。2010-2050年，世界穆斯林的大多数仍将生活在亚太地区;世界穆斯林的20%可能生活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这里穆斯林人口预计约从2010年的3亿增到2050年的 5.5亿以上。 2010年，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数最多(约2.09亿，或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约13%)，其次是印度(1.76亿，或占约11%)、巴基斯坦(1.67亿，占10%)和孟加拉国(1.34亿，占8%)，尼日利亚、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的穆斯林都超过7千万。未来几十年，印度可能成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国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有望进入10大穆斯林人口国家名单。2010年，印度教教徒在亚太地区是最大的宗教群体，印度、尼泊尔(2.42千万)和孟加拉国(1.27千万)拥有最大数量的印度教徒。未来几十年印度教徒将在绝对数量和在整个亚太地区人口占有率两方面都将呈增加趋势。2010年，基督徒大量生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3%)和北美(12%)，小于1%生活在中东北非地区。2010至2050年，基督徒在亚太地区人口的增长(33%)预计要高于地区整体增长水平(22%)。

二、宗教地理分布板块明显

在“一带一路”上，虽然总体上具有宗教多元并存和不断迁移融入的情况，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宗教在地理上的分布格局呈现出鲜明的板块化特征。

中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族都信仰伊斯兰教，绝大多数是逊尼派。西亚北非的20多个国家，除以色列是犹太教国家、塞浦路斯以东正教信仰为主外，其余都是伊斯兰国家。在这些伊斯兰国家中，除土耳其、伊朗外，都是阿拉伯国家。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地区局势恶化，世俗化进程受挫，阿以对立加剧，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矛盾严重，伊朗、土耳其等国影响力上升，阿拉伯世界在地区格局中力量下降。

中东欧地区主要信仰基督教，此外还有伊斯兰教。信奉天主教的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7国;信奉东正教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罗马尼亚、摩尔多瓦9国;信奉基督新教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两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有阿尔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乌克兰危机是2013年以来这一地区最严重的事件。这一危机的原因既与外部力量的政治干预有关，也与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文化隔阂密切相关。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在乌克兰，乌克兰族约占77%，俄罗斯族约占20%。东正教是第一大教，其次是天主教。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没有解决乌克兰地区矛盾，东部和西部的独立日渐加剧。

东南亚地区以佛教、伊斯兰教为主，基督教、儒释道信仰等并存。半岛地区，除越南主要信仰汉传佛教外，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佛教是国教)等国人民主要信仰南传佛教;海岛地区，除菲律宾主要信仰天主教(国教)外，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为国教)、印度尼西亚、文莱(伊斯兰教为国教)等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佛教(上座部)于公元前3世纪传到缅甸和泰国，13世纪在半岛地区取得主导地位。伊斯兰教是13世纪前后传入海岛地区。

南亚地区以印度教为主，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等并存。印度教是南亚主要宗教，印度教徒占南亚总人口60%，印度约有10亿人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宗教，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三国的穆斯林约5亿，约占全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的30%。印度教主要流行于印度、尼泊尔(自2005年修改宪法，印度教不再是国教)，伊斯兰教主要流行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佛教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南传上座部佛教)、不丹(藏传佛教为国教)。

南太平洋地区以基督教为主。澳大利亚约63.9%的居民信仰基督教，新西兰55.6%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斐济53%的人信奉基督教。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属于发达国家外，其余14国均为发展中的岛屿国家，称为南太平洋岛国。南太平洋岛国过去是英法德等国的殖民地，基督教化过程在各个岛国处于不同的阶段，但从整体上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现在绝大多数居民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

三、宗教政治参与意识很强

随着全球宗教复兴趋势日渐显著，宗教在“一带一路”国家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一些宗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政教关系，在一个宗教多元社会中建立世俗民族国家，成为对执政者智慧的严峻考验。

从伊斯兰信仰为主的国家来看，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探索。有的国家主张民族主义，走向了全盘西化，如土耳其;有的国家主张伊斯兰现代主义，采取折中，如埃及;有的国家主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向全盘复古，如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就是在世俗化最为彻底的土耳其，国内始终贯穿着世俗势力和伊斯兰宗教复兴势力的矛盾。近年来，伊斯兰复兴主义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影响扩大，中亚“三股势力”抬头，对世俗国家造成挑战。尤其是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突然出现，对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从佛教信仰为主的国家看，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和现实问题。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与缅甸政府长期推行“缅甸族、缅甸语、缅甸佛教”的合一同化政策密切相关。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把佛教、僧伽罗人和斯里兰岛说成是三位一体，这种国家观念至今对斯里兰卡宗教关系具有极强的影响，也是导致斯里兰卡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

从印度教信仰为主的国家看，南亚印度国内印、穆冲突，与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印度教国家”主张有关，即要求印度实现“一个国家(印度)、一个宗教(印度教)、一个民族(信仰印度教的民族)和一种语言(印地语)”。印度国民大会党倡导的世俗主义力量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取而代之，提升教派冲突和地区冲突风险。

值得警惕的是，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下的暴恐活动频发。这包括东南亚伊斯兰分离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等，尤其是由“基地”核心、“基地”分支、本土化“基地”和“基地”网络组成的“圣战国际”，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及基督教世界尖锐对抗。

四、宗教对话交流日益活跃

古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印度、波斯、罗马等文明古国，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产生于亚洲，通过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向远方传播，在多元竞争中交融发展，形成了丝绸之路上各大宗教文化圈的共生，包括东亚儒家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等，留下了和谐共生的精神资源。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著名的《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思说：“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各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对各宗教的研究，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一带一路”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尊重和理解不同制度、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特点，深入推动宗教多元、宗教宽容、宗教对话，对于地区宗教和谐十分重要。

“一带一路”已经出现了各种层次的宗教对话交流机制。亚洲宗教和平会议是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和代表性的跨宗教组织，在倡导本地区不同宗教信仰间互相尊重、促进跨宗教沟通与理解、推动地区和平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移民社会。新加坡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各类宗教，信徒约占全国人口的86%。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推行宽容和谐的宗教政策。1990年新加坡政府创立宗教和谐总统委员会，颁布《维持宗教和谐法案》;2003年拟定并发表了《宗教和谐声明》，组织“跨宗教和谐圈”(IRHC);2006年设立了全国种族与宗教和谐常务委员会，以加强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的联系与互信。可以说，新加坡提供了多宗教共生的宝贵经验。“9·11”事件后，鉴于日益严重的反恐形势，哈萨克斯坦开始重视宗教对话，于2002年倡议召开“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旨在推动世界各宗教教派进行对话、和谐共存，并促使宗教领袖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该会议于2003年9月在哈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第一次大会，以后每3年举行一次。

中国政府一贯倡导不同文明和宗教的交流互鉴，并支持和鼓励宗教界搭建了“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伊斯兰文化展”等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平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经验表明，在促进“一带一路”宗教关系和谐、加强民心沟通方面，宗教对话交流可以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为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周边国家宗教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的影响》(批准号为14@ZH028)前期成果)

发挥佛教在“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文 /学 诚

一、古代丝绸之路上佛教的传播

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

丝绸之路上很多国家盛行佛教。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不少外国或中国僧人取道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玄奘、法显、昙摩耶舍、菩提达摩、义净等。

玄奘大师、法显大师等高僧所具有的民族忧患意识、舍身求法精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感动着无数中国人，被后人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大师的精神和智慧，在当今社会依然鼓舞人心。

来自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大量原本佛教经典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使中国佛教走上了汉传、南传、藏传三大语系兼备的发展道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佛教交流更加频繁、通畅。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中国佛教在吸取印度佛教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种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又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

求法及弘法僧侣们接受或传送的不仅是珍贵的法宝，还有先进的文化和真诚的友谊。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作为友谊的纽带，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内涵

丝绸之路贯通了东亚、中亚、南亚、中东、欧洲和非洲，沿途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丝绸之路不仅使佛教得以传播和弘扬，也见证了世界诸多宗教的传播与交往，承载着不同宗教的思想创新与历史进程，汇聚了不同宗教的智慧与贡献。今天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象征着和平、友谊、文明、繁荣。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对“一带一路”进入务实合作阶段的建议中指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更多亚洲国家地方省区市建立合作关系。”

佛教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层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宏伟战略的实施中，也将发挥本有的文化推动作用，为社会和谐发展和各民族友好交往贡献应有的力量。

三、佛教助力“一带一路”进程的文化启迪

1. 佛教智慧为推进“一带一路”提供历史经验

纵观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国佛教以博大的包容胸怀走向社会、造福社会，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佛教的传播重视融入本土文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经过激荡、磨合、会通，不仅自身得到长足发展，而且促进了儒家和道家的发展。中国佛教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和平的传播过程中，佛教强调与世间法的融通，不仅重视影响上层人士，也重视走进民间百姓的生活，倡导五戒、十善，和乐社会

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条件地慈悲救度一切众生，自己的生命与所有众生的生命是共同体。佛陀还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民族的差异，制定戒律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

佛教具有不执成见、兼容并包、广纳一切智慧的开放心胸，具有慈悲平等、和平和谐的精神特质，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可提供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智慧力量。

2. 汇聚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文化，作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支点

佛教文化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充当着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机构、图书馆藏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一路”覆盖的东南亚、南亚各国多以佛教为当地民众的主要信仰，与我国佛教界有着悠久良好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佛教协会直属寺庙尼泊尔中华寺，便是中尼友谊的结晶，也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显然，仅仅一个中华寺是远远不够的。宜鼓励并支持中国佛教走出国门，通过在当地开展扶贫救灾、慈善公益、文化教育等社会服务活动，造福当地社会，传播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文化，使其成为落实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支点。

3. 搭建“21世纪文明互鉴”高端对话平台

佛教提倡以理性的精神，通过交流、对话等非暴力方式进行不同信仰上的沟通与互鉴。“一带”覆盖的中亚各国，在地理上是欧亚交通的十字路口，是中、印、欧、阿拉伯等文化板块的接合部，自古便是多元宗教文化交汇并存的区域，至今与周边地区的民族宗教关系仍然十分活跃与复杂。宜积极倡导并着力推动与中亚各国形成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机制，搭建起“21世纪文明互鉴”高端对话平台，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极端主义的滋生土壤。

4. 发起成立国际性的佛教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佛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这些佛教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应当与佛教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总体部署有机结合，促进佛教文化对外交流。宜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亚洲国家中发起成立国际性的佛教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促成佛教文化遗产的区域共享与联合保护，并将其缔造成又一联系亚洲各国的文化纽带。

 (作者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在“一带一路”上播撒中国伊斯兰教和平的种子

文 / 郭承真

一、怅怀古丝路辉煌，伊斯兰教风采闪亮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广大穆斯林群众与“一带一路”有天然的关系。首先，伊斯兰教就是通过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中国最早的清真寺应该就是今天广州的光塔寺，它无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象征，是大批穆斯林商人曾经聚焦在广州的历史见证。而今天西安的化觉巷清真大寺，传说建于唐朝，也是伊斯兰教早期传入中国的证明。同时，陆上与海上“一带一路”也是古代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一带一路”涉及一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涉及中亚、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十几亿穆斯林人口。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着“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沿途是世界上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伊斯兰教在这一区域发源，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在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全盛时期，今天战火纷飞的两河流域，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输出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通过中东地区传入西方，对西方后来发展的工业、航海、军事技术、宗教变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火药促进了西方军事的发展，造纸术支持了圣经的大量印刷及宗教改革，罗盘成就了新大陆的发现。而西方的古代文化，也是通过中东地区的翻译而保留下来，后来又重新传回到西方，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东地区的骑士制度、章纹制度也影响了欧洲的社会习俗与制度。西方的玻璃，中东的香料、药材等许多物产，美味的葡萄、西瓜，阿拉伯的医药学也传入中国，如伊本西那的《医典》就变成了中国的《回回药方》，也大大影响了维吾尔医学。提起丝绸之路，让人畅想起的是美好的生活、灿烂的文明。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构想，让人怅怀古人，更催人再创辉煌。

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穆斯林群众展现热情与潜能

中国穆斯林在“一带一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宗教、人文条件。云南的穆斯林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来往，在东南亚还有许多回族侨民，形成了我国穆斯林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社会基础。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去，一路上有许多穆斯林的国家与地区，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语言人才，他们了解伊斯兰文化，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国穆斯林留学生毕业后留存当地工作，同为穆斯林，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他们形成了中国穆斯林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往来的基础力量。

中国伊斯兰教界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可以发挥桥梁和平台作用。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除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友好交待外，不断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关系。近年已经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英国等国的伊斯兰组织建立了关系，今年将首次正式组团出访中亚国家，还准备搭建一些平台，支持中国穆斯林企业家在“一带一路”工作中发挥作用，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除了在经济发展外，“一带一路”建设构想还体现和实践了我国和平崛起的高尚理念。把古老东方文明的和平发展、德治天下的种子洒向全球，树起全球文明发展的新的航帆。所以，“一带一路”建设构想与实践，不仅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发展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和平。穆斯林日常的问候语“撒拉目 ”也有和平的含意。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内，包括了世界上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今后的发展与这一战略构想有重大关系。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西方国家给这里的穆斯林带来了战争、剥削与压迫。冷战结束后，西方加大对这一区域穆斯林国家的压力，企图把西方的模式强加给穆斯林，以改造中东，并由此而发动、支持发动了多次战争，造成国家分裂，人民苦难，教派政治、部落政治抬头，战争与屠杀不断，这里的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宁。而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和平与发展，必将赢得穆斯林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也离不开这一区域中穆斯林国家的参与。中国伊协愿意发挥我们与这一区域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界的关系上的优势，从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多方面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为国家大局服务，为这一区域的穆斯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这一区域的和平服务。

 (作者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发挥宗教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

文 / 范 江

作为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的连云港，如何传承、利用、发挥好宗教在促进东西双向开放合作方面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值得宗教工作者深入思考。

一、抢抓机遇，把握“一带一路”深刻内涵

1. 从战略层面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比较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提出将延续千年经济、文化、商贸友好交流的传统，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2. 从区域层面看，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地处“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是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中方纽带;西依大陆桥，是中亚国家以及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在当前世界两个重要区域经济带中处于关键位置。连云港市委、市政府将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年”，围绕推动新亚欧大陆桥的海陆双向开放、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在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交流，加快推进平台机制创新，不断提升综合服务功能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3. 从宗教工作层面看，连云港是江苏省宗教工作重点市之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552处，已成立的市宗教团体5个，县区宗教团体7个，共有信教群众2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5.2%。随着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徐圩新区的迅猛发展，“一体两翼”组合大港的构想从蓝图变为现实，新海新区和连云新城的建设快速推进，与我国中西部和中亚、日韩、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密切，来连投资兴业的有宗教信仰、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企业家呈逐年增长趋势。发挥好宗教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连云港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二、顺势而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1.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连云港市霍尔果斯援疆工作组的连接作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宗教领域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先后与乌鲁木齐市民宗委建立长期协作关系;与伊犁州民宗委建立友好工作关系，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与霍尔果斯市民宗工作部门实行对口支援，签订《对口支援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努力形成宗教工作方面的沟通协作机制。

2. 主动开展对接活动。充分利用宗教优势，对外开展交流，邀请专家做专题报告，提出了前瞻性、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韩商会、各宗教团体等平台载体，深入开展宗教文化活动，努力使当地宗教团体与中西部地区，以及日韩、中亚五国等地区和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3. 提档升级活动场所。为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客商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根据全市现有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区划分，新建或提档升级一批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立足现有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加快法起寺、金圣禅寺、徐福祠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对现有的清真寺、清真饭店提档升级，提高特色餐饮品质;优化宗教场所功能布局，在连云区、徐圩新区新建礼拜殿;配合新海新区规划建设中亚文化中心，满足来连客商宗教生活、民族餐饮、文化交流等方面需求，突出宗教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创新思进，营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氛围

1. 提供决策参考。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特点，立足本职，找准定位，服务大局，深挖宗教工作潜能，组织专门人员，历时半年时间，对“一带一路”沿途民族、宗教情况进行梳理、汇总，编辑出版了《“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宗教工作手册》。手册主要包括丝绸之路历史沿革、沿线地区民族宗教概况、相关民族宗教习俗礼仪等内容。先后印发千余册，帮助各级领导、众多企业家深入了解掌握“一带一路”沿线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合作、人文交流等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2. 构建联席机制。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宗教工作整体优势，完善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就宗教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宣传、统战、公安、安全、信访、财政、人社、人大民宗工委、政协民宗委等相关部门定期沟通，将各自伸延到社会领域的工作机制统筹起来;承办南通、盐城、连云港伊斯兰教协会联席工作(扩大)会议，有效地推动沿海三市宗教工作互联、互通、互助。

3. 维护社会稳定。挂牌成立了市民族宗教信访调处中心，明确了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工作流程以及主要服务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民族宗教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最大限度地形成了民族宗教信访调处工作合力，提升了工作水平和效率，确保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民宗领域和谐稳定。

 (作者为江苏省连云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