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佛教的传播，主要还是以译经为主。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较著名的有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无罗叉、竺叔兰，广州有彊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

竺法护早年跟随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了《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达长安，后至洛阳，又到江左，沿路一直翻译经典。据《出三藏记集》记载，他一生共译典籍一百五十四部，内容囊括大、小乘经论律各方面。现存的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余部。

本土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皆懂梵语。其中聂承远颇有才学，曾协助法护译经，润色纠正文句。在晋惠帝时（290—306），聂承远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至今仍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前所译而成。聂道真从太康初至永嘉末年（280—312），曾为法护口译作记录。法护圆寂后，他自己译出《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等。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地经》七卷等，竺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与法护同时，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皆流传至今。

在法护译出《光赞般若经》后六年，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它的原本即是朱士行在于田抄得，由其弟子弗如檀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即是于田人，博学广闻。竺叔兰祖籍天竺，但生在河南，因此精通两国语言。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即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本。竺叔兰后在洛阳单独译出《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卷，但未流传下来。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精通梵语、晋语，曾在长安建寺讲经，后至陇西。译有《菩萨逝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等。

彊梁娄至，西域人，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于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一卷。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开始在洛阳翻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疑是伪经）、《阿育王传》等。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但现今仅存上述二部。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道安认为竺法护的《光赞般若经》纯用直译，虽利于保留经文原意，但文辞粗糙。他对无罗叉、竺叔兰所译《放光般若》经的评价是，语言简洁明快，重点突出，适于本土人理解，但因删繁就简，恐怕会遗漏经文原义。对无罗叉所译《放光般若经》的评价是，翻译文句很巧妙，但因过度重视文句修饰，恐怕会妨碍经文原义的表达。僧肇曾评价竺叔兰所译的《异毗摩罗诘经》，说文词过于滞涩玄虚，其意难以理解。

总之，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大概是受本土玄学影响太重，其中加入了大量玄学概念、词汇，不仅不利于佛典原义的表达，又难以为一般人理解，这大概就是后世研诵此时期翻译出的经典者不多的根本原因。也是东晋后，佛教界出现多次关于重要典籍、重要佛学名词之辩论的原因。

西晋的佛教传播，在民间仍停留在建寺供僧求福报的层面，当时已出现手抄的“供养经”，敦煌曾出土的《宝梁经》，土峪沟出土的《诸佛要集经》即属此类。对于士大夫们来说，佛法的弘扬仍旧偏于学术研究、文字功夫，至于真正有心法传承，真为解脱生死而入实修者，基本未见于文献记载中。

从学术界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学佛人，主要以翻译、研习、讲解经典为弘法。其实真正的信仰者应当明白，佛法是心法，若无佛陀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心法传承，靠研读佛典求解脱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释迦牟尼佛因实修成道后才演说的三藏十二部，不是通过研习经论而成佛的。有因缘的人，一听相应佛经，当下明了就当下解脱。若因缘不契，纵使读遍千经万论，讲解义理天花乱坠，也与解脱成佛无关。反而因给人们造成了“修行就是研习佛典义理，讲经即是弘法度生”的错觉，成为魔业。自己尚未解脱，怎么能翻译涉及甚深见地的了义经典？怎么能讲经弘法？若自未解脱，必不能令他人解脱，此时讲经不是弘法，是行魔业！

佛教发展至西晋，翻译事业更盛，译出经典更多，信仰者也相当普遍。据法琳《辨正论》记载，当时洛阳、长安的寺院就有百余处，僧尼共三千余人。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佛教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但从正法的弘扬看，这些除了与众生结缘，保留下一些佛典文献，对于实修，对于众生的解脱毫无意义。而且，由于在译经、讲经过程中，晋代的玄学概念、语言太多的渗入，反而给众生造成了许多错误概念，尤其是对“般若”、“空性”等名词的误解，直接障碍众生的解脱。这些涉及甚深见地的内容，本来是超越言语的，只有依止明了者，通过心法传承的加持，才能真正明白。所以说，西晋佛教的发展仍是正法传入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