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曹魏承接东汉，可以说魏代之佛教是东汉佛教发展之延续。在此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在位期间（227—239年）曾大起佛寺，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了梵呗。这都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孙吴政权占据的江南，佛教亦由中原地区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支谦曾向孙权讲解经文深义，被拜为博士，与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康僧会入吴弘法，感得舍利突降，孙权为之信服，便为他建造了“建初寺”。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他本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驱逐沙门，终因康僧会说法感化而放弃，并受三皈五戒护持佛教。

西蜀偏于一隅，据《出三藏记集》记载，蜀地有《首楞严》二卷，《普曜经》二卷流传，据此那时那里应该已有佛教。但这两部经典现已逸失，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三国时代，戒学典籍相续译出，佛陀戒法才开始在我国弘传。以前曹魏境内佛教虽然渐渐兴盛，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并没有禀受佛制戒，所有斋供仪轨等实际上是参考民间传统的祠祀创制的。直到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来自中天竺的律师昙柯迦罗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应当地僧众请求译出戒律典籍时，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

但昙柯迦罗担心整个戒学繁广，汉地众生不能受持，就只翻译出了《僧祇戒心》，即是摩诃僧祇部戒本中的一卷。之后，又邀请梵僧依羯磨传戒，这是我国有戒律，僧人持受戒律之始，因此后世即以昙柯迦罗为律宗初祖。

当时另有安息国沙门昙谛也精通律学，他在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出于昙无德部广律，即《四分律》，中国僧人后来皆尊此律。当时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所以尊崇《四分律》的中国佛教界，一般以朱士行为本土出家第一人。

曹魏时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他在嘉平末年（254年前）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到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槃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现在已遗失。

孙吴时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著名的译师有维祇难、竺将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年）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六年之后，竺将炎又在建业为孙权翻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其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

支谦是这一时代最著名的译师之一，他的先辈本是月支人，其祖父法度在东汉灵帝（168—189年）时，率领国人数百归化汉朝，支谦即生在中国。他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之后来到建业，一直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涉及大小乘经律，大乘典籍包括《般若》、《宝积》、《大集》、《维摩诘经》等共八十八部，现存五十一部。支谦改译《道行般若经》为《明度经》，文句变冗涩为简洁，而且纯用意译，就连向来不翻译的真言也不例外。这种译法，有些人认为是过头了。他还为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经注。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才迁到交阯。康僧会十几岁就出家了，精通三藏。赤乌十年（247年），他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和《吴品经》等。另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依陈慧等修学安世高的“安般”禅法，并在《安般序》中论述了应以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对治心的动荡。这虽已涉及实修，但只是初步的方便，至于更深的修法未见记载。

支彊梁接在吴废帝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这是《法华经》的第一个译本，可惜已失传。

三国时期，除外来僧侣入我国译经，我国的出家人也开始西行求法，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是颖州人，出家以后研习《般若》。因为他所读译本，文义不连贯，晦涩而难解，又听说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般若经》，就誓志西行求法。甘露五年（260年），他从雍州出发，越过流沙，到达当时盛行大乘佛法的于田（今新疆和田）。在那里，他抄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等送归洛阳。直到元康元年（291年）才由竺叔兰译出，名为《放光般若经》。

士行本人却留在于田，一直到八十岁圆寂。

三国时期的佛教，所译典籍仍不完善，更别提相应注疏解释。更多经典虽被翻译出来，但由于语句多晦涩，本土僧人很难理解意思，这才有朱士行西行求法之举。戒学典籍的翻译，及依戒法羯磨成立僧团，依戒律规范僧人修行，是这个时代修行者的最大进步。但因昙柯迦罗等的顾虑，并未如实将戒本全盘译出，因此中土僧人仍未能实行戒律中最重要的披染衣、托钵乞食等法。这种缘起，奠定了汉传佛教不圆满的基调。另外，在各类文献记载中，最重要的实修心法传承仍未见传来，或者至少未能广弘，因此不为人知。

佛法是令众生解脱成佛之法，若无心法传承，若不依传承之法实修，终不能达此目的。而作为佛法载体的经文等，虽然更多的被翻译出来，也只是为正法的弘扬作一铺垫，令众生与正法结一善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