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佛教

在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意思是说,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4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史料记载,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又叫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只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但就是这部经是否出于东汉时,学术界还有争论。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他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东汉桓帝时进入我国,在华的二十余年间,翻译出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三十多部典籍。他所译皆属于小乘教义,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亦涉及抉择五蕴百法的阿毗昙学。如《安般守意经》是说以数息修习止观的经典,《阿毗昙五法经》是说明法相名相的。其他典籍则大多出于《阿含经》中。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来我国的时间稍迟于安世高,他通晓汉语,能独自翻译。在汉灵帝在位年间,译出经典十余部,包括《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支谶所译典籍基本全部属于大乘,恰恰与安世高相反。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实际上是《大宝积经》的一部分。《般若道行经》则是大品般若经的主要部分。《兜沙经》其实是《华严经》的序品。

支谶所译《般若道行经》是阐述大乘缘起性空道理的,这部经的翻译对于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般若性空思想的传播意义重大。但因支谶翻译过程中,为利于当时人的理解,借用了道家典籍中“无”、“道”等概念。这埋下了汉传佛教从一开始,理解般若就偏于“空”一边,而难证中道。

与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竺佛朔(一作竺朔佛)帮助支谶译出了《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      安玄与中国本地僧人严佛调合作,翻译出了《法镜经》。支曜译出了《成具光明经》,又叫《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译出了《中本起经》,又叫《太子中本起经》。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其实,从修行了生死的角度说,相对于佛典的翻译,实修的心法传承更为重要。若真是修行人,自己已获解脱,即使不翻译任何经典,也能令有缘弟子解脱。反过来说,若无心法传承,自己没有修行证量,即使翻译出经典,人们也不能依之修学成道。

因此,这些翻译出的经文对于无可依止的弟子来说,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佛学名相,了解一些佛教常识。至于说甚深见地的经典,如《道行般若经》等,若一读不能契入,反而会给学佛人立一个固定的知见,成为真正证得般若智慧的障碍。东汉之后,由三国至晋,修行者包括许多著名僧人,都对“般若”、“空性”一直不生定解,不能契入而争论不休,皆是因此。所以说,若无心法传承,不能解脱生死,仅是佛经翻译的多,建寺供佛的人多,并不能代表正法兴盛。而只能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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