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试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关系及其变迁的总和。汉藏文化交流的发端,源于唐朝与吐蕃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然而,汉藏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当受到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的时候,不断的调整完善自我,吸收和融合相异的文化,最终达到自身文化与相异文化之间的平衡。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汉藏文化在交流层面形态各异。文化交流涉及到文学、科技、宗教、艺术各个方面。然而,在文化的外在形式渗入其内部构造的时候,在不断融合、适应相异文化的时候,文化从自身的特点和本质上出发,不断的寻找与相异文化接洽的方式和途径。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吐蕃之后,不断与藏地本土文化融合、交融,最终形成了具有以佛教为核心的藏民族文化,这种核心的体现,不仅体现在藏民族内部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而在两汉之际传入到中原内地的佛教,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汇集,形成了独具汉族特色的汉传佛教。佛教一跃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主体,亦成为二者沟通的桥梁。因此在汉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佛教始终是作为沟通汉藏文化最主要的一条纽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本文试从历史上汉藏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梳理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一、唐文成公主进藏,拉开汉藏文化交流的帷幕
  唐贞观八年(634),吐蕃藏王松赞干布派遣使臣赴唐沟通关系。贞观十三年(639),遣使赴唐求婚。唐太宗为结好吐蕃,求得西部边境的安宁,于贞观十五年(641)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藏王松赞干布。
  唐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将佛教和唐朝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雪域高原。据史料记载,作为公主的嫁妆有:不计其数的珍宝、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医药、十八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等”[1]。除此之外,自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就有汉僧常驻拉萨。同时,随文成公主进藏的还有大量汉人。藏僧法成所译《释迦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即谓汉公主入藏随从汉人有600人。”[2]
  汉藏文化交流以文成公主入藏为起点,双方的交流不断深入且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翻译佛经方面,文成公主是吐蕃翻译汉地佛经的倡导者。松赞干布聘请汉地大寿天和尚至吐蕃,请他与吐蕃人拉拢多吉贝负责翻译汉地佛经,而文成公主则是他们的施主。《玛尼宝训》记载:汉地堪布之施主是文成公主,译师是文成公主本人和拉垄多吉贝……请汉地堪布(摩诃衍那)翻译历算、药物及医疗法等等。松赞干布……赐给每人一升金粉及一个曼陀罗……此后译经持续十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松赞干布派人入唐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如史料记载:父子(甲迦冬衮父子)相继担任国王的卦师,这是汉地历算之学在吐蕃的最初传播。”[3]
  因此,唐文成公主入藏是吐蕃文化与唐朝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在汉藏民族接触过程中,佛教成为两个民族之间交流延续的重要载体,将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断地发展和融合。

 

二、金城公主的入藏,深化汉藏文化的交流
  松赞干布之后,芒松芒赞和都松芒波结两代,藏文史料中没有记载他们与佛教发生什么关系。赤德祖赞即位后,又同唐室联姻。唐景龙四年(710)春,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入藏。据史料记载: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繒别数万,杂伎诸公悉从,给龟兹乐。诏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送。”[4]
  金城公主入藏后,继续加强汉藏之间的交流,虽说双方战争不断,然而,汉藏之间的交流与往来依然频繁。金城公主入藏期间,在吐蕃组织人力翻译了多部药典和医药、历算书籍,引进了器乐,丰富了吐蕃文化”[5]。不仅如此,金城公主还曾致力于传内地儒术于西藏,曾遣使入唐奏请玄宗赐《诗》、《礼》、《左传》、《文选》等书。派遣吐蕃世族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书,自文成公主到藏以来,六七十年间,似仍继续。”[6]
  随着金城公主的进藏,许多汉僧随之前往吐蕃。德国藏学家霍夫曼在《西藏的宗教》一书中提到:(金城公主)对于佛教做了大量的事情。毫无疑问,由于她的影响,使得中国佛教的代表,即和尚又开始在西藏的王室里扮演角色了。”[7]同时据藏文文献《巴协》记载:金城公主进藏,始终以其姑母文成公主为自己的典范。刚到西藏,她就要求前往拉萨看望文成公主供养处用金子塑造的释迦牟尼佛像。她几经周折,运用智慧,终于发现了藏着的释迦牟尼佛像,并立即取出将它供奉起来。文成公主把佛像带到吐蕃后,置于寺内,并没有举行朝拜的仪式,自金城公主重新供奉佛像后,举行了朝佛的祭祀仪式。从此,西藏有了谒佛之供。
  与此同时,金城公主为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和融入藏族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中记载:于阗国也被纳入吐蕃国王统治之下。这以后,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奉行佛法。此时,于阗国之佛教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王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王报告,此赭面国王有一菩萨化身之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并问:还有比丘吗?比丘之堪布说: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还有许多比丘。于是王妃将那些地方的比丘也迎请来,安置在寺庙之中,很好地供养了三四年。”[8]

 

三、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连绵不断
  在朗达玛灭佛被杀之后,吐蕃陷于混乱并迅速分裂,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权从此灭亡。元朝时期,吐蕃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建立起了统一的地方政权。1246年,代表西藏地方势力萨迦班智达抵达凉州,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的正式统辖范围之中。元朝设立总制院管理西藏行政和佛教事务,西藏接受元朝的授封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汉藏文化交流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管理模式下国内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并且这种交流的模式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
  公元126012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初步战胜阿里不哥之后返回大都,立即任命萨迦五祖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释教。据历史记载,八思巴曾三次前往汉地的大都宫廷,给薛禅皇帝及妃子、皇子等三次传授萨迦派特有的三密宗大灌顶。”[9]八思巴频繁地往返于内地和西藏之间,他作为沟通联系汉藏文化的桥梁与纽带,为汉藏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与此同时,汉藏文化交流也渗入到建筑等方面。如《汉藏史集》记载,元朝宣政院大臣桑哥到了萨迦,修建了东甲穷章康,其门楼的样子采用汉地风格。”[10]
  元朝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还体现在佛经的勘校上。公元1258年-1287年间,由元朝政府组织包括藏族、汉族以及印度的高僧大德在大兴善寺勘校佛经,其中参以汉文《开宝藏》、《开元释教录》、《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大中祥符法宝录》、《弘法入藏录》等,藏文以西番大教目录为主,经过对汉藏两种文本大藏经的勘对和翻译,编纂成十卷本的史无前例的佛典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汉藏僧人共同编撰佛典目录,是汉藏佛教交流的结晶,同时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元朝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藏传佛教是文化的主动力也是其最主要的载体。藏传佛教在内地和蒙古的弘传,特别是对内地文化艺术的影响,体现出元代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相比唐朝时期而言更为深入和紧密。
  明朝时期,汉藏文化的交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明朝中央政府对不同的教派予以机会均等、多封重建的模式来促进汉藏文化的交流。初,太祖招徕番僧,受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时,封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11]
  明朝先后封噶玛噶举派得银协巴、萨迦派昆泽思巴、格鲁派释迦也失,分别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其余如达垄等势力较小的派别,则封其首领为国师。明朝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促进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之间的发展平衡,同时提高了藏传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
  明朝时期国子监进行藏文教学,推进了藏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大批的藏族贵族子弟进京学习,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明朝专门培养的著名喇嘛学者班丹嘉措、班丹扎西、释迦巴藏卜还推荐藏族子弟进京学习,为推进内地研究和传播藏传佛教做出了积极贡献。
  清朝时期,设立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政务。同时建立《理藩院则例》。《则例》是理藩院机关内部的一部工作条例,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同时它也是清朝国家制定的一部适用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法规。”[12]
  清朝政府对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进行册封和赏赐,扶持和承认格鲁派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这体现了清朝对于西藏佛教文化的支持与认可。同时采用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对西藏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使其制度化和系统化。
  在此期间的汉藏文化交流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媒质,双方文化的传递和交往得以加强,同时交往的层面超越了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
  在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的同时,宗教的外部形态喇嘛庙、喇嘛塔随之兴起。如北京西黄寺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所修建。同时对青海塔尔寺和云南松赞林寺进行扩建。此外,乾隆皇帝在承德离宫四周,大规模地修建宏伟壮观的藏传佛教寺院,如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等。”[13]与此对应的是,大量的汉式佛教建筑出现在藏族地区。在扎什伦布寺附近有娘娘庙、阿克巴扎桑庙、推萨木诺尔布淋庙、挟尔孜庙、康济庙、关帝庙等。藏区内地寺庙的出现,表明了内地文化逐步得到了藏族人民的认识。同时汉地寺庙在卫藏地区的建立,可以看出汉地文化逐步与藏族文化走向融合,藏族文化也在吸收内地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而不是文化上的征服与代替。
  纵观历史上的汉藏文化交流,其交汇融合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成、发展历史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范例。而佛教在两者间的交流融合中起着催化剂助推器的重要作用。
  了解汉藏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历史,对于今人至少有两大启示:一是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宽容、开放和发展的心态来看待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多地发掘我们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相同、相通的地方,并把它们转化为一种积极、有益的文化资源,运用于建设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之中;二是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宽广的胸怀和更远大的理想,扬弃传统的民族或族群概念,携起手来共同建构一个能够融合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唯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快我们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佛学研究》(作者单位:中国佛教协会)

【注 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2]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3][1],第88页。
  [4]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815页。
  [5]恰白·次旦平措主编,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第22页。
  [6][2],第6页。
  [7]霍夫曼:《西藏的宗教》,转引自《藏族研究论文集》。
  [8][1],第5960页。
  [9][10]同上,第150151页。
  [11]释妙舟著:《蒙藏佛教史》(史二篇),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12]苏钦著: 《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 《民族研究》,1992,第76页。
  [13]冉光荣著:《中国藏传佛教寺庙》,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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