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法难

佛教传人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受到空前绝后打击的,莫过于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教难。

一、法难简析

三武一宗法难给当时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沉重打击,也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l、北魏太武帝灭法

据历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来对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请高德沙门,共赞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当释尊像经过时,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后来,他听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

公元445年,杏城盖吴叛反而长安骚乱,太武帝亲自率兵去镇压盖吴。到达长安,在寺中,见有沙门于寺中种麦牧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为之大怒,认为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及大量财物,并发现寺内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太武帝被这些长安寺院沙门的不如法行为所激怒,崔浩从行,极力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采纳崔浩绝灭佛教的建议,断然下诏废佛,杀戮沙门,焚毁佛像经卷,并命令全国各地废佛。

紧接着,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沙门。执政的太子晃,虽然再三反对刑戮沙门和焚毁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却以佛教为虚妄,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张。其憎恶佛教说: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在北魏全境实行激烈的废佛运动,其废佛情况,据《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会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继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谦之的煽动及崔浩的诬言,在光辉的中国佛教史上,划上了第一条伤痕。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法难呢?其原因是:

第一,佛教是外来宗教,是一种异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肯定会引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矛盾。

第二,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寺院经济的过分发展,侵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统治阶级要凭借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当时尼大多数不直接从事生产。因此,出家僧尼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样使国家经济力量受到影响。总之,佛教力量的过分膨胀给封建统治势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

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间斗争的激化也是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之一。当时道士寇谦之通过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传道教,使太武帝逐渐信仰道教。440年,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就证明他接受了道教,后又至道坛受符篆,正式成为道教徒。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学而为太武帝所信任,其坚决反对佛教,因此,太武帝毁佛可说是佛道斗争的结果。

不过,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则是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这次灭佛,虽然因为太子晃的暗中庇护而减少了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却给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佛教发展。

2、北周武帝灭法

北周武帝(宇文邕)初信佛后,因迷信识语黑衣当王,心忌沙门,信道士张宾,拟灭佛教,集沙门道士名儒於文德殿,量述三教胜劣,以定废立。沙门道安撰二教论,谓“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帝问群臣,无有排斥非议者,遂作罢。六年后,帝又集佛道二教论辩,法师炫与道士张宾对衡,宾不服屈,帝亲自与炫辩,亦不能使炫屈服,帝遂下诏废佛道二教,悉令沙门还俗,实即灭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时绝迹。

太武帝在毁佛后不久就被侍从宗爱等人所谋杀。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兴佛教,顿时给狂热的佛教徒激起了兴佛运动。人们亲眼目睹崔浩满门抄斩,以及太武帝的暴毙,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报应,而都有心惊胆颤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极一时。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难,是为佛教历史上第二次法难。

北周武帝最初并不反对佛教,但为了灭齐,统一北方,建立业绩,首先要富国强兵。于是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限佛政策。对于日趋奢华的佛教要进行整顿改革,加之还俗僧人卫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张宾等的共伺策划,终于导致灭佛活动。当时还俗沙门上书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说明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耻佛教同五胡,责佛法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赞同。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以辨优劣。至577年的10 年中,周武帝先后七次主持三教辨论,其中当然以佛道二教之辨为主。

570年,沙门甄鸾呈《笑道论》痛揭道教伪虚,《笑道论》当场被武帝烧毁。另有道安上《二教论》贬斥道教,认为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轨辙。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为第一,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却憎恶僧人,说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滥用公费,而且认为佛教来自国外,不应敬奉。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仅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认为理应废弃夷狄之佛教。

577年,征讨北齐时,武帝在此境内推行灭佛令。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由,实行大规模废佛活动,完全不顾及著名僧人慧远,任道林等人的极力抗争,于北周全境内扫尽切寺塔,焚毁经籍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为民。如此,使佛教一时销声匿迹。多数高僧或隐藏山林,或亡命北周,或混淆于俗人中,亦有还俗者。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四万)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第一,佛道二教并废,实即灭佛教立道教;第二,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但未杀沙门,而是强迫他们为民;第三,奉儒教为正统,认为建立统一大业必须以儒家宗法制度巩固三纲五常为中心。如此,不仅为自己统治华夏提供根据,而且儒家学说也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这次毁佛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而进行废佛的。

北周武帝废佛的时间虽然极短,但打击尤为酷烈,给佛教界的思想、经济等方面,都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和损失。

3、会昌法难

从南北朝发展起来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他们很重视佛教对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唐朝佛教显得比以往更繁荣。新的佛教教义不断从印度传来,更加丰富了原有宗教的内涵。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基本在此时形成。中国佛教各宗派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由于宗派的建立,使宗派信仰和宗教文化更进一步的渗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令这一外来宗教终于达到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相关的程度。

唐中期以后,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产生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三次法难――会昌废佛。

这次废佛,起因于道教排斥佛教。得到唐武宗(李炎)信赖的道士赵归真煽动,唆使笃信道教的武帝废佛。当然,废佛的原因不仅仅发自道教方面,其主要理由还是由于僧团的腐败,僧侣堕落,私度僧、伪僧、滥僧等的不法行为,以及寺院拥有大量财产,从而造成国家经济上的困难所致。

据《旧唐书》卷十八载:武帝在废佛敕里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增,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院经济雄厚,僧尼数量猛增,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对统治阶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武帝并且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因此,在会昌五年,实行大规模灭法运动,在全国各地进行全面灭佛。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26万余人,没收沃田数千万顷,改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且将废寺时所得来的铜像、钟磬等,用来铸钱、造农具等。寺舍一律归公,以往佛教兴盛的繁荣景象被一扫而光。这是三武一宗四次法难中灾祸最严重的一次厄难。

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4.后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30336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铜钱,世称一宗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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