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人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受到空前绝后打击的，莫过于 “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教难。

一、法难简析

“三武一宗”法难给当时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沉重打击，也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l、北魏太武帝灭法

据历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来对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请高德沙门，共赞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当释尊像经过时，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后来，他听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

公元445年，杏城盖吴叛反而长安骚乱，太武帝亲自率兵去镇压盖吴。到达长安，在―寺中，见有沙门于寺中种麦牧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为之大怒，认为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及大量财物，并发现寺内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太武帝被这些长安寺院沙门的不如法行为所激怒，崔浩从行，极力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采纳崔浩绝灭佛教的建议，断然下诏废佛，杀戮沙门，焚毁佛像经卷，并命令全国各地废佛。

紧接着，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沙门。执政的太子晃，虽然再三反对刑戮沙门和焚毁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却以佛教为虚妄，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张。其憎恶佛教说：“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在北魏全境实行激烈的废佛运动，其废佛情况，据《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会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继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谦之的煽动及崔浩的诬言，在光辉的中国佛教史上，划上了第一条伤痕。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法难呢?其原因是：

第一，佛教是外来宗教，是一种异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肯定会引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矛盾。

第二，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寺院经济的过分发展，侵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统治阶级要凭借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当时尼大多数不直接从事生产。因此，出家僧尼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样使国家经济力量受到影响。总之，佛教力量的过分膨胀给封建统治势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

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间斗争的激化也是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之一。当时道士寇谦之通过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传道教，使太武帝逐渐信仰道教。440年，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就证明他接受了道教，后又至道坛受符篆，正式成为道教徒。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学而为太武帝所信任，其坚决反对佛教，因此，太武帝毁佛可说是佛道斗争的结果。

不过，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则是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这次灭佛，虽然因为太子晃的暗中庇护而减少了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却给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佛教发展。

2、北周武帝灭法

北周武帝（宇文邕）初信佛后，因迷信识语黑衣当王，心忌沙门，信道士张宾，拟灭佛教，集沙门道士名儒於文德殿，量述三教胜劣，以定废立。沙门道安撰二教论，谓“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帝问群臣，无有排斥非议者，遂作罢。六年后，帝又集佛道二教论辩，法师炫与道士张宾对衡，宾不服屈，帝亲自与炫辩，亦不能使炫屈服，帝遂下诏废佛道二教，悉令沙门还俗，实即灭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时绝迹。

太武帝在毁佛后不久就被侍从宗爱等人所谋杀。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兴佛教，顿时给狂热的佛教徒激起了兴佛运动。人们亲眼目睹崔浩满门抄斩，以及太武帝的暴毙，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报应，而都有心惊胆颤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极一时。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难，是为佛教历史上第二次法难。

北周武帝最初并不反对佛教，但为了灭齐，统一北方，建立业绩，首先要富国强兵。于是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限佛政策。对于日趋奢华的佛教要进行整顿改革，加之还俗僧人卫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张宾等的共伺策划，终于导致灭佛活动。当时还俗沙门上书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说明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耻佛教同“五胡”，责佛法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赞同。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以辨优劣。至577年的10 年中，周武帝先后七次主持三教辨论，其中当然以佛道二教之辨为主。

570年，沙门甄鸾呈《笑道论》痛揭道教伪虚，《笑道论》当场被武帝烧毁。另有道安上《二教论》贬斥道教，认为“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轨辙”。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为第一，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却憎恶僧人，说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滥用公费，而且认为佛教来自国外，不应敬奉。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仅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认为理应废弃夷狄之佛教。

577年，征讨北齐时，武帝在此境内推行灭佛令。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由，实行大规模废佛活动，完全不顾及著名僧人慧远，任道林等人的极力抗争，于北周全境内扫尽―切寺塔，焚毁经籍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为民。如此，使佛教一时销声匿迹。多数高僧或隐藏山林，或亡命北周，或混淆于俗人中，亦有还俗者。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四万)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第一，佛道二教并废，实即灭佛教立道教；第二，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但未杀沙门，而是强迫他们为民；第三，奉儒教为正统，认为建立统一大业必须以儒家宗法制度巩固三纲五常为中心。如此，不仅为自己统治华夏提供根据，而且儒家学说也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这次毁佛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而进行废佛的。

北周武帝废佛的时间虽然极短，但打击尤为酷烈，给佛教界的思想、经济等方面，都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和损失。

3、会昌法难

从南北朝发展起来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他们很重视佛教对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唐朝佛教显得比以往更繁荣。新的佛教教义不断从印度传来，更加丰富了原有宗教的内涵。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基本在此时形成。中国佛教各宗派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由于宗派的建立，使宗派信仰和宗教文化更进一步的渗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令这一外来宗教终于达到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相关的程度。

唐中期以后，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产生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三次法难――会昌废佛。

这次废佛，起因于道教排斥佛教。得到唐武宗（李炎）信赖的道士赵归真煽动，唆使笃信道教的武帝废佛。当然，废佛的原因不仅仅发自道教方面，其主要理由还是由于僧团的腐败，僧侣堕落，私度僧、伪僧、滥僧等的不法行为，以及寺院拥有大量财产，从而造成国家经济上的困难所致。

据《旧唐书》卷十八载：武帝在废佛敕里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增，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院经济雄厚，僧尼数量猛增，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对统治阶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武帝并且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因此，在会昌五年，实行大规模灭法运动，在全国各地进行全面灭佛。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26万余人，没收沃田数千万顷，改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且将废寺时所得来的铜像、钟磬等，用来铸钱、造农具等。寺舍一律归公，以往佛教兴盛的繁荣景象被一扫而光。这是“三武一宗”四次法难中灾祸最严重的一次厄难。

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4.后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30336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铜钱，世称一宗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