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鸿

一、宗教与术数的概念

宗教与术数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存在，都相信并且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和神秘主义的力量，都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歪曲、虚幻的反映。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属于唯心主义的体系，不属于科学。二者的不同是：宗教是具有约束力的宗教机构和团体，具有有权威的专职宗教首领，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教义、教规及仪式。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几乎都具备这些要素。术数则不同，术数活动一般缺乏上述内涵，它主要属于企图驾驭超自然力量，知晓未来、趋福避祸的较为具体的观念、技术和相关行为。
　　在古书中有时“术数”又写为“数术”。其名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数”首先是数字，但在古人看来，“数”是非常神秘的东西，隐含了天或神意，又是推算宇宙奥秘的基础，所以古人觉得数学家很高尚。“术”是人们通过数和其他因素沟通天人、探知未来、改变命运的技术手段。术数就是通过“术”和其他的因素来沟通天人，探知未来、改变命运。具体来说，诸如祭祀祓禳、卜筮算命、占星望气、太一六壬、奇门遁甲、解梦相面、堪舆择吉、扶乩跳神、符箓服饵、黄白房中、诅咒禁术、蛊毒厌胜、谶纬预言等等被今人称之为“迷信”者，基本上均可名之为术数。
　　术数和宗教有密切关系，但它与宗教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历史上宗教和术数是相互依存的，很多宗教的活动都利用术数，如道士画符就属于术数。反过来很多术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宗教，如道教的产生，它最初不是宗教，最初是民间一些巫婆神棍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经过一定的理论的总结、完善、制度化和仪式化，最后变成了道教。所以宗教和术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可以互相转化，所以我们可以把术数称为“亚宗教”。
　　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就一定要了解术数，因为术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太大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太大了。术数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乃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对于很多事情都很无奈，所以他们发明了很多技术，想通过这些技术控制自然，控制自己的命运，这里面是含有积极因素的，想征服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这个必须要肯定。但是在今天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知道：术数从总体上讲，它不是科学的体系，不是对自然和社会正确的认识和反映。

二、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的尊奉与利用

1.中国古代国家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
　　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古代国家是专制的，而现代国家是民主的；古代国家是传统的，而现代国家是现代的。它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的。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地讲两个现象：
　　（１）君权神授。汉朝班固的《白虎通义》中明确提出：“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所以在历代的传国玉玺上都有“授命于天”这类话。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说：“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这种话在中国的古书中俯视皆是。皇帝既然贵为天子，那么就意味着他在现实社会中也是现世宗教的最高首领，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一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就自称是神。
　　（２）礼制的本质。礼的本意是奉玉而祭。礼的本质是敬天法祖，君主至上。《史记·礼书》：“上事天而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2.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的尊奉与利用
　　（1）宗庙与社稷。中国古代国家有两个最突出的标志，一个是宗庙，一个就是社稷。《周礼》中就说到：“王者建国，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到清代，这个格局基本被延续着。
　　宗庙和社稷成为中国古代国家两个最突出的标志。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建筑和建筑群，亦称“太庙”。祭祀是国君的特权，所以读文学作品的人都知道，古人称亡国叫“绝祀”、“不祀”、“庙隳”、“辞庙”。至于社稷，是祭祀土地神和农神的场所和建筑，指代江山。建庙是为了祭祖，而建社稷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经济发展。所以说中国古代国家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它利用术数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个方面。
　　（2）钦天监与卜祝巫史。除了宗庙、社稷之外，历代王朝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祭祀对象和内容。如天、地、日、月、星辰、上帝、风、雨、雷电、云、山川、河流、四灵以及诸多人神和杂神等等。中国从夏商以来，历代王朝均设有司天台、钦天监、阴阳学等专设机构，用来看星星、观云气等。很多朝代还设立了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叫做阴阳台，养了很多迷信职业者。
　　（3）神道设教。历代统治者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大搞神道设教，借助鬼神、宗教、术数愚民，以达到使用一般政治、军事手段达不到的目的。
　　（4）兵阴阳家与军事术数。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所有的战争都是双重的战争，一重战争是军队和武器的较量，军队组织和物质力量的激烈冲突，一重战争就是术数的较量，各种术数方法的诡谲对抗。
　　归结为一句话：在中国古代，神权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术数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不了解术数，不了解神秘主义的这些东西，你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也不会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

三、术数是一柄双刃剑

术数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统治者固然可以利用其为自己服务，但社会上的某些人物和力量也可以利用术数争取、蛊惑民众，对专制统治形成威胁。于是术数又变成了一个威胁传统统治的因素，所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
　　中国古代专制皇权统治的主要威胁，首先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官僚的反叛势力，而他们的反叛多有术数背景。如汉代的吴楚七国之乱。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民间的叛乱。在民间，各种反抗力量也往往以术数为武器和旗帜。秦末陈胜、吴广借助“篝火狐鸣”和“鱼腹藏书”发动起义，开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先河。
　　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术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和力量。人们对其高度信奉从而深受制约。统治者可以“神道设教”，民间也可以“妖术惑众”，谁掌握了它，谁就可能对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所以我说术数和宗教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谁能利用好这“第三种力量”，谁就能控制社会。

四、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活动的禁止与限制

既然术数是一柄双刃剑，很多造反者都利用术数来为自己服务，挑战皇权统治。于是中国古代国家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他们推崇利用尊奉术数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限制甚至禁止术数活动在社会上的广为蔓延。
　　从先秦两汉以来，历朝历代一直到清朝，都有禁止这些东西的法律法规。那么在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中国古代对术数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禁忌，我把它称为术数禁忌。几点表现：
　　1.国家术数人员必须绝对保守有关秘密。《北史·庾季才传》记载，隋文帝对季才父子说：“天道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预此事，故令公父子共为之。”唐初的太史令“傅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
　　2.术数书籍特别是兵阴阳家著作为特殊的文字──“秘书”。古代的“秘书”是具有神秘性质的书，是不宜公开收藏和阅读的书。西汉东平王刘宇很喜欢《史记》，听说是本很好的书，但是他看不到，于是就打报告给汉元帝，问朝廷能不能送一本《史记》给他。朝廷经过认真考虑说不能给他，因为《史记》里讲了很多“纵横权谲之谋”，“天官灾异，地形厄塞”。
　　3.官员和士大夫一般不敢随意涉及天文占候和兵阴阳家等术数活动，官僚权贵与术士交往尤其为王朝所忌。古人谓“阴阳星历，近世儒莫学”，也与这种禁忌有关。

五、术数政策的绩效

中国古代国家利用与尊奉的术数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有如下几个：
　　1.使广大民众接受和相信皇帝是“真命天子”，具有无上的权威和力量。从而确立了皇权的合法性，以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
　　2.为解决一些政治、军事难题创造了条件。其典型如清代金瓶掣签制度。历代王朝通过对地方神祗的认可和封授，强化了对地方文化上的控制，和地方对中央的文化认同。术数还是历代统治者对敌对势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如挖祖坟；施诅咒；借神力。　
　　3.术数和宗教一起构成了古代社会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成为社会控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术数和宗教都很讲因果报应、鬼神诛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讲还真是有作用的，对保持社会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稳定还是有作用的。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民间，这些东西始终没断，民间术数的学习、传承、操作，包括造反始终都没有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好像失效的现象？
　　原因一：以有神论为观念基础的中国历代王朝，其禁止、限制术数活动及其传播的目的，不是真正否定术数，而只是想把术数这种神秘主义的权力垄断在手上，使之只能为专制统治服务而不至成为破坏性力量。一方面禁，一方面到民间去找很多人来为你服务，成为你的座上宾。有这种矛盾存在，那么禁令的失效就是有道理的。另外，王朝禁术数不是所有的都禁，而是禁一部分，不禁一部分，在操作上也很难实现。
　　原因二：从社会角度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神论是普遍的真理，民众对鬼神和神秘主义的信仰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同时，在医疗、贫困、社会不公等问题大量存在而民众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术数和宗教为其提供了一种安慰、帮助和支撑。这是术数流行无法禁止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原因三：垄断术数权力，导致国家术数机构人才缺乏，僵化无能，效用不佳。民间的情况就正好相反，生机勃勃，很有创造性，搞出了很多简便、有意思的活动，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王朝禁来禁去，最后很多从事术数的人员要求还得找民间的人来满足。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光绪年间，向民间征求术士这个过程一直没有断过。国家向民间借助神力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传统社会控制限制老百姓学习、研究、使用术数的政策，实际上是失效的。

六、历史的启示

1.研究和考察中国古代的宗教与国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充分注意术数问题。单纯地用现代宗教的概念无法完整把握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妥善处理国家和宗教与术数活动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命题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善于利用宗教和术数活动，是中国古代各王朝实施统治的一个特点。借助神权统治社会，这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政治的巨大差别，因此是一个特点。针对术数可能成为动摇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破坏性力量，中国古代国家总是竭力强化并试图垄断宗教和术数权力。但这种强化和垄断是有限制的。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史中存在着一种悖论性的事实，即国家试图垄断神权而同时又必须依赖民间神统力量的支持，二元互补，互为依存，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平衡。这种二元现象，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和宗教关系的基本特点。
　　3.中国古代的专制皇权之所以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术数和宗教的力量，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1）专制皇权和统治阶级的矛盾立场；（2）社会条件的极大制约；（3）术数和宗教理论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来自民间，国家难以主导术数和宗教的发展。
　　虽然今天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处理国家和宗教、术数活动的关系上，历史仍然值得借鉴和思考。有这么几点启示：
　　1.当前在关注宗教问题时，所谓“迷信”问题也应引起充分注意。政府、学者、社会各界也应该特别注意宗教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或者亚宗教的表现形式，就是术数。因为它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尤其是存在于民间社会之中。在我国，一定的宗教、术数活动不仅是法律所允许的，而且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宪法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客观上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处理宗教和“迷信”问题要有辩证的思维和方法，要善于利用宗教和术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社会协调发展服务，而不能简单地用消灭和禁止的办法去对待宗教和术数。当然，我们要对宗教和术数活动的消极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趋利避害，要学习西门豹的智慧。
　　2.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的消除化解是宗教问题解决的前提。如果社会搞得一团乱麻，再怎么禁止这些东西，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只有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保持党和政府的先进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证经济与社会的稳步发展和进步，才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基本保障。
　　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都不是为了迷信而起义的，都是为了现实的利益起义的。所以宗教工作是个系统工程，单纯地就宗教工作去做宗教工作是没有效果的，它是一个系统的全局性的工程。
　　3.关键在领导。目前在一部分党政领导乃至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着种种迷信活动，如算命、拜神佛、讲风水、推崇特异功能等等。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对于党和政府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宗教和术数活动却具有相当强的解构作用，必须重视并加以限制。
　　我讲两条道理，所有的术数活动都有两条悖论，基于这两个悖论，所以我不信迷信活动。（1）人的命运是宿命的还是可变的？算命先生都会告诉你，劫数可以破解，给钱来。矛盾就来了：如果事情是可以改变的话，那这就不是宿命了。（2）人的命运如果是宿命的，那么究竟是由何种因素所决定的？这个悖论更有意思。八字、名字、风水、面相决定人一生命运的比例是多少？基于这两个悖论，所以我不相信，至少目前我是不相信的。
　　4.要特别警惕那些教义或理论主张具有反社会、反政府性质的邪教和术数活动。同样是宗教和术数活动，但是有一些宗教和术数活动比较温和，比如佛教；但是有一些宗教和术数有一定的攻击性，反社会的程度比较高，法轮工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的太阳圣殿教也是典型的例子，很可怕，它会主张你去挑战生命，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当你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这些人是骗子还是真正的高人，通常在四个方面是很不一样的：高僧大德深自谦抑，邪教首领极其狂妄；高僧大德言行浅易，邪教首领荒诞不经；高僧大德不为物御，邪教首领多欲好得；高僧大德爱国爱人，邪教首领唯我独尊。
　　宗教既博大精深，又极其复杂；既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许多现实社会问题和冲突的源泉；既让人心醉和向往，又让人觉得困惑和为难。要做好宗教工作，首先要对其有所了解，这是一切努力的基础。

（作者介绍：邵鸿，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和江西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接替谷霁光先生主持完成国家教委重点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兵制史》的研究和编写，参与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书籍的编写工作。出版专著6种，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西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二等奖，江西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