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道教

道教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加上神仙信仰、通俗的民间信仰，复受儒家与佛教影响而形成的宗教。道教的一大特征就是重“术”，而《道德经》所谓“反璞归真”，则是道教品德修养的基本原则。道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等观念以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神仙信仰的前提下，对民间各种神灵精怪信仰也收罗而后改造之，所以古人说道教“杂而多端”。

兹就道教的起源与发展、佛道之争、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以及佛教与道教的比较，概述于下：

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道教始自东汉的张陵，至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乃集大成。道教的教义是以道家对儒家的反动思想，也就是“无”的世界观思想为基础，此外又由于不满东汉王朝的政治，转而以宗教表现其志向。道教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除各种行事外，又在各地建立义舍，以便利信徒，于是逐渐成为庞大的反儒家、反佛教的宗教。然不可否认者，其对儒家、佛教的义理又多所吸收。至北魏寇谦之，完成道教丰富而组织化的教理体系，信徒也扩展到上阶层。经隋、唐、宋三代，佛、道、儒三教之间互有离合；其间，道教在理论、实际两方面皆得均衡发展。有宋一代，道教与佛教给予儒家哲学有极大的影响。

关于道教的发展，最早是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及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复融合阴阳五行、谶纬、咒术等，成立道教思想系统，并导入佛教思想而发展之。东汉顺帝(西元一二五——一四四年在位)时，张陵倡导五斗米道，尊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至此，道教已经逐渐形成。

汉灵帝(西元一六七——一八九年在位)时，张角的太平道为早期道教另一重要派别，奉《太平清领书》为主要经典，以“善道”教化徒众，并以符水为人治病，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等八州，与张衡、张鲁的五斗米道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基础。

其后有《老子化胡经》出现，鼓吹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佛为道教弟子的“老子化胡说”。到了东晋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葛洪撰《抱朴子》内篇，整理并阐述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理论，将道教的思想内容体系化，成为道教的基本典籍。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等人也曾利用五斗米道组织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北魏太平真君年间(西元四四○——四五○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魏太武帝(西元四二四——四五一年在位)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参考佛教的仪礼而制订乐章，诵诫新法，确立道教的国教化，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未久，南朝宋的庐山道士陆修静与梁的陶弘景等人整理经书，编著斋戒仪范，道教的理论与组织形式因之愈臻完备，称为“南天师道”。

至唐代，道教的发展愈加隆盛。陶弘景的法孙王远知融和南北天师道，成为唐代道教兴盛的重要基础。唐代的历代君主，广建老子庙、道观，并于科举考试中加入《道德经》一科。贞观十一年(西元六三七年)，太宗下诏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此种“道先佛后”的政策于是成为唐代一贯的方针。唐高宗(西元六四九——六八三年在位)以老子为唐代王室的祖先，并封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令诸州各建道观一所。玄宗(西元七一二——七五六年在位)之时，更进一步令士庶每家皆藏《老子》一本，推崇玄学，并以《老子》、《庄子》、《列子》等诸典籍为“真经”。唐末五代，杜光庭致力于整理道教典籍，集道教仪礼的大成。吕洞宾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又以断除贪、瞋、痴取代对剑术的研习，对北宋道教教理的发展影响颇大。宋真宗(西元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时，敕令王钦若、张君房等人编辑道藏，其中以《云笈七签》一二二卷为代表作，此外也大建道观。宋徽宗(西元一一○○——一一二五年在位)曾自命“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校定镂板，刊行全藏，又于太学置《道德经》、《庄子》、《列子》等科之博士，一时道教大盛。

唐宋以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各宗派逐渐合流，至元代归并于以符籙为主的“正一派”中。金代大定七年(西元一一六七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立“全真教”，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大道教”(后称真大道教)，萧抱珍创立“太一道”，均行于河北，然历时不久，唯有全真教仍盛极一时。在当时，全真教与天师道同为道教的二大主流。王重阳极力调和释、道、儒三教的说法，去除咒术、迷信的要素，强调佛教(尤以禅宗)的教理与出家主义。他的七大弟子称为“七真人”，其中以丘处机尤见重于元太祖(西元一二○六——一二二八年在位)。元世祖(西元一二六○——一二九四年在位)时，由《老子化胡经》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佛道论争，道教失败，于是在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年)诏令禁断道教。由是，道教发展大受打击，教团势力也逐渐衰微。此后，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教派，明代仍继续流传，至清代则渐次式微。在早期，道教势力兴盛时，教团组织每与国家权力相互结合，因此形成特殊阶层及专事修道者的宗教；及至道教逐渐衰微时，则转而注重民众的宗教欲求，处处以民众生活与日常伦理为基础，于是有“民众道教”之称，同时大量的善书与宝卷等也应运而出，这就是所谓民众道教的经典。

道教主张人类的根本希望在于获得现世的幸运、幸福、长寿、繁荣，为达此一理想，乃积极劝人为善，举行除灾招福、祈祷咒术等的仪式，所以道教信仰特含通俗色彩。由是，不仅其顺应性、适应性的幅度扩展，就是信徒阶级也因此而增广。道教的派别虽多，然一般而言，其基本信仰与教义仍在“道”，认为道乃“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并谓宇宙、阴阳、万物皆由“道”化生。所崇拜的最高神是由“道”人格化之三清尊神，其中“道德天尊”即老子。然宋代以后的民众道教则或为自然星宿的神格化，或为历史人物的神格化，如文昌帝君(学问之神)、吕祖(吕洞宾的神格化)、关圣帝君(关羽的神格化)、北斗神君(北斗七星的神格化)、玄天上帝(北极星的神格化)等。又道教修炼的具体方法，有：服饵(服用仙药)、导引(一种柔软体操)、胎息(又称服气、行气，系将宇宙的元气吸入体内，以期不老不死的呼吸法)、符籙(符咒等的秘文)、房中(采阴补阳之法)、辟谷(避食由不纯之气所长成的谷类)、内丹、外丹等。宗教仪式有斋醮、祈祷、诵经、礼忏等。

佛道之争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惟道家对于佛教的输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于是与之发生冲突，历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的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也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然争论的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的宗教教团；南朝宋的陆修静、梁的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他们论争焦点是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佛教的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西元四六七年)，道士顾欢着《夷夏论》，引致明僧绍着《正二教论》、慧通着《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着《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在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西元五二○年)，宫中也有佛道二教的论争，即清道观的道士姜斌与融觉寺的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的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流放到马邑。其前，甄鸾的《笑道论》与道安的《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的重要论着，此二书都是以强烈的论点大力论难道教的低劣。然于北朝，佛道的抗争不仅为双方的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的大浩劫。

隋代统一南北，唐祚代兴，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的席次，成为唐朝一贯方针，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年)，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的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着《十异九迷论》、刘进喜着《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的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的顺位。

唐太宗在位期间，道士凌越僧侣之上，智实法师向皇帝上奏，极力申论佞道排佛的不当。皇帝命令宰相岑文本下谕谴责，智实和尚竟抗执不受诏令，皇帝大为震怒，当廷用杖责打了智实法师，并令他换上百姓衣服，流放岭南。有人讥笑智实法师自不量力，不懂进退之道，智实法师慨然叹说：“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智实法师要后世的人知道，即使在佛教蒙难的时代，大唐朝还是有僧格在。高宗显庆三年(西元六五八年)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西元六六二——六六三年)，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的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的教理，制作种种经典来对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元时，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西元一二五五年)令二人对论，志常败论，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以后二教之争依旧相续不绝；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年)，下诏弹压全真教，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于是平息。

佛教对道教的影响

早期道教的思想体系是“三一为宗”，即“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从这里演变出“长生不老、肉体飞升、气化三清”等观念，其所追求的目标是“长生不死”和“养生成神”。道教本来也有“善恶报应”、“天道承负”的教义，后来部分道士逐渐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思想来充实和调整道教的理论，唐代道士吴筠在《玄纲论．长生可贵》第三十中说：“夫人所以死者，形也。其不亡者，性也。圣人所以不尚形骸者，乃神之宅，性之具也。其所贵者，神性耳。若以死为惧，形骸为真，是修身之道，非修真之妙矣。”他认为人的形体是会死亡的，应当重视神性的修炼。后来全真道更重视心性的修养，认为色相世界是虚幻的，若不能认识到这点，而执着外物为实相，必将为其所累，不得解脱。在道藏里有“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则是仿照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见佛教的佛性论与禅宗明心见性说，对道教的道性论与修心炼性说有很深的影响。

道教的戒律包括“道诫”和“斋戒”两种，学道不受戒则登仙无缘，其种类很多，有三戒：皈身戒、皈神戒、皈命戒。五戒：不得杀生，不得茹荤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盗，不得邪淫。八戒：不得杀生以自活，不得淫欲以为悦，不得盗他物以自供给，不得妄语以为能，不得醉酒以恣意，不杂卧高广大床，不得普习香油以为华饰，不得耽着歌舞以作倡伎。另外，还有十戒、老君二十七戒等，大体上也都是仿照佛教戒律而立。

道教对于天界及地狱的论述，在佛教宇宙观的影响下，更丰富了其内容，在《云笈七签》里就有“四梵三界三十二天”之说，即：欲界六天、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三界之上有四梵天。又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据说是上天派遣群仙统治的地方。佛教对天界的看法则有“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修行十善及布施、持戒、禅定等三福行，则可生于天界。

东岳泰山“峻极于天”，在战国时代，人们便以泰山为人天沟通的地方，所以每当君王平定天下以后，就要到泰山去向天报平安，即“封泰山”，又要祭地之功，即“禅梁父”(梁父是大地的主宰)。后来泰山逐渐有了阴府的意味，《后汉书．乌桓传》说：“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岱山就是泰山。死后魂归泰山，与佛教地狱的说法相结合，成了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代，道教吸收佛教地狱报应等说法。佛经说有八大地狱，有阎罗王；道教则称阎罗王充“冥官之任”，由上帝任免。

道教的道藏仿照佛教“三藏十二部”的组织与分类而有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总而言之，道教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与道教的比较

佛教的佛像身金色，朴实无华，相好庄严而无胡须，象征佛教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宗教。道教的神像则挂衣披袍，穿金戴银，长髯飘飘。

佛教讲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是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道教则以神仙信仰为中心，追求“长生不死”和“养生成神”，故重视炼丹、养气、五行八卦、符咒之术，是出世的天乘宗教。

佛教的僧尼剃尽三千烦恼丝，身着“粪扫衣”，脚穿罗汉鞋，三衣一钵，生活严谨简朴。道教的道士不修边幅、长髯长发，其服饰晋以前无定制，至南朝刘宋陆修静，道服才开始制度化，有一定规格，如《仙鉴》里说：“立道士衣服之号，月披星巾，霓裳霞袖，十绝灵幡，于此着矣。”又道教法服有品第次序凡五等，以区别贵贱，不同仪式着不同道服，也有定制。现今道教服饰有褂、袍、戒衣、法衣、花衣、冠巾等，亦可见其抱朴守素的风格。

佛教僧尼居住的地方称为寺院、精舍、讲堂等，日常所使用的法器有钟、磬、木鱼、铛铪、铙钹等。道士们修行的场所称为宫、观或庙，他们所用的法器中，宝剑和镜鉴是除邪禳灾的重要法宝。镜鉴有所谓三元宝照，即天照、地照、人照三种金属镜鉴，有固定的尺寸，需依法铸造。

道教从汉朝立教至今，始终跳脱不出“中国的宗教”，而无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究其原因，乃是迷信色彩太浓。晚近的道教，更只剩下了以斋醮符籙来应付民间的迷信，更显没落。在台湾的宫观中，庙公是有，但要找道士就难了。虽然道教的历史及其内容，多涉作伪及荒诞，然而其在养生医药上、冶炼铸造上及对民间劝善上，也有贡献。所以，我们在研究道教之余，仍不得不以尊重的态度来看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