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历史新篇章

□ 何建明

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组织发起的世界佛教论坛，是当今世界佛教界的一桩盛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桩盛事。如果在十多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要在中国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世界佛教论坛，也不可能真正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世界佛教论坛。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开明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在杭州召开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时，我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讲席，虽然接到与会的正式邀请书，但考虑到会期较长，不能耽误课程，错失了一次观礼的大好机会。后来据与会的朋友们说，与会者达数千人之多，大多数学者都轮不到发言，会议很热闹，但并不精彩。我想，这大概是由于没有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世界佛教大会的经验所致。但是，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港澳台三地的佛教界宗教领袖们与会，让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者亲身感受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宗教政策的开放以及中国人民对发展佛教文化的热切期盼，就已经是创下佛教史上的世界纪录和世界史上的佛教纪录了。这次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我有幸再获邀请，参加了在无锡和台北两地召开的盛会。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佛教论坛，会前也获悉将亲身感受无锡灵山梵宫的壮美，但我还是不免以一个学人的眼光将这次会议仅仅看作是类似于第一届论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所以并没有抱着特别的期待。可是，当我真的身临其境，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盛大、庄严、华丽与创新，使我感受到特别的惊喜。我觉得，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最令人欣喜的，至少有三大历史性的创获：

第一，中国佛教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正在加快，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提到现代中国佛教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人们自然会想起近百年来几代中国佛教徒和热爱佛教文化的有识之士为振兴中华佛教、推动中国佛教现代化与国际化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在1912年至1949年间，中国的佛教文化已经开始走向现代革新之中，并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等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关的建立及其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迈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太虚大师在庐山主办东亚佛教大会，后来又率团参加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会议，而且，他还寰游世界，推动佛教与其他宗教文化对话，到南亚和东南亚宣传抗战与弘法，更使现代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和宗教文化发展之路，台湾佛教界在佛光星云、法鼓圣严、慈济证严、中台惟觉等人引领之下，充分利用台湾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大发展机遇，不仅使台湾佛教迅速现代化，也使中国佛教传播到五大洲四大洋；而大陆佛教也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赵朴初先生的引领之下，借助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东风，通过建立东亚中日韩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等方式，使现代中国佛教迈入了世界性的步伐。还有释永信领导的少林寺僧团借助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而在欧美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少林文化中心，也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但是，即使有以上这些近百年来中国佛教的世界化传播活动，我们仍然有理由说，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现代中国佛教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上有了重大创获。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藏传佛教在本次会议上成为亮点，许多国内外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积极与会，并发表高见，尤其是年仅19岁的第十一世班禅用英语演讲，显示出中国正在培养出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能力的新一代佛教领袖。二是，本次会议完全采用中、英、韩、日四种文字的同声翻译，每一位与会代表，只要带上一个可随身携带的轻巧的无线电接听设备，就可以及时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用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所发表的高见，而这些同声翻译者绝大多数都是海峡两岸三地自己培养起来的现代僧伽人才。这不仅大大拉近了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和各地佛教界之间的距离，也极大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不同语言的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世界佛教论坛正在成为全世界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三是，为了准备这次世界佛教论坛，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等机构早在两年多前就开始启动僧伽外语人才培训计划，从全国各地有一定外语交流基础的青年僧伽中择优录取一批有留学背景的优秀僧伽人才到上海外语外贸大学集中培训，随后又组织开展以僧伽为主的全国佛教外语人才论文演讲比赛，并公开出版了这次演讲比赛的论文集。这次外语培训计划的实际成果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它显示出中国佛教要求走向世界的一种强烈的历史自觉。赵朴初生前再三强调的现代僧伽人才的培养目标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化僧伽人才的迫切需要。

第二，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国佛教界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和平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次世界佛教论坛的发起单位是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协会、国际佛光会和香港佛教联合会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举办的除了大陆的江苏省无锡市的有关部门和灵山公司，在台湾则有佛光山、慈济功德会和法鼓山等著名佛教道场和组织。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海峡两岸四地的佛教界各道场之间向来很难真正团结在一起。可是，这次世界佛教论坛显示出他们空前的团结。佛光山、慈济功德会、中台禅寺和法鼓山被称为台湾的四大佛教组织，多年来一直是台湾佛教界的引领者和台湾佛教发展的风向标，但也被称为台湾的“四大山头”，能够团结在一起非常不容易。这次佛教论坛在台北凝聚了佛光山、慈济和法鼓山三大教团来联合举办，相互密切配合，非常圆满成功，赢得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与普遍赞誉。中台禅寺虽然未能参与在台北的举办活动，但是惟觉长老不顾年高带领中台教团亲临无锡，并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身就显示出中台教团对世界佛教论坛的高度重视与积极肯定。香港佛教界向来也有“山头”意识，但是各佛教道场和教团都从大局出发在香港佛教联合会的引领下积极参与了这次世界佛教论坛，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团结气氛。海峡两岸四地的佛教界之所以有如此空前的团结，固然与中华宗教交流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的积极努力有关，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佛教界人士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需要团结与和谐。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是每一位炎黄子孙的热切期盼和神圣的责任，也是海峡两岸四地佛教界每一个人的热切期盼和神圣使命。这次世界佛教论坛的圆满成功，既是全世界范围的佛教界的一次大团结，也是海峡两岸四地中华民族佛教界的一次大团结。而正是这种大团结所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正积极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实际上，这次世界佛教论坛凭借直航东风、跨越政治分歧而在无锡和台北两地成功举办，本身就是海峡两岸四地的佛教界团结一致推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一次重要展现。

第三，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正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迈入了一个创造辉煌、创造历史的新时代。

江苏省和无锡市为这次世界佛教论坛的成功举办，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无锡市进行了多次的全民动员，召募了大批的会务志愿者，实现了热情、微笑和周到的会务接待，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美好印象，集中展示了江苏和无锡市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更显示出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全体江苏省和无锡市民所积极支持、大力推动和引以为荣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新世纪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即使在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我们不能不提到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天下无比的灵山梵宫。去年的八月，我曾去过一次无锡的灵山，当时的灵山梵宫还处在建设者的脚手架和保护网当中，很难想象“庐山的真面目”。但是，接待我们的灵山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的话却让我震惊：“我们就是为未来创造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一种气魄，也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力量。在这次会议期间，当灵山梵宫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我就有“震憾”的感觉。如此宏大、庄严而别致的佛教建筑，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和开明的政治环境，是难以想像的。特别是当我进入梵宫的厅堂，佛教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跨越时间与空间，也跨越种族与民族，更跨越政治与语言，在精雕细刻里，在泼墨添彩间，随着廊厅的变化，云卷云舒，美仑美奂，不能不让人发出“举世无双”的感叹！许多与会者和我一样，虽然几天都身临其中，仍然感觉眼睛不够用，心绪不能平，但是，大家都感到法喜充满，和乐融融。

毫无疑问，是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因缘，使无锡市有了现代市民精神新风貌的充分展示，也有了无与伦比的佛教文化建筑——灵山梵宫。但同时，也正是与佛教结缘的无锡市民和灵山梵宫的精美展现，掀开了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历史的新篇章。

可以说，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给了江苏省和无锡市展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一次绝好的机会，而江苏省和无锡市也毫无愧色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界领袖和佛教学者们享受了一次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盛宴。这是一次物质的盛宴，也是一次精神的盛宴，更是一次佛教文化的盛宴。腾飞的中国，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中华民族佛教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2009年4月28日于北京世纪城六不居

(摘自2009年05月01日佛教在线 )

链接：作者简介

何建明，男，1965年生，湖北蕲春人。198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师从萧箑父、唐明邦等教授，先后获哲学学士及硕士学位。1989年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4年师从章开沅教授，199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元月晋升教授，2001年6月受聘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9月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及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近现代中国佛教与人间佛教、隋唐及近现代道家道教、中外宗教关系与宗教对话。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澳门佛教》《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等，并合著《隋唐道家与道教》《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当代中国宗教与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