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佛国记》

 

法显与《佛国记》

 

《佛国记》记载了东晋法显大师(约337-422年)陆去海归的取经经历。法显带回译出的戒律和佛经,弥补了当时经律的短缺,加速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为今天与“一带一路”上佛教国家的互联互通奠定了文化基础。

法显西行取经的初心

佛教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约 67 年左右)由印度和西域僧人传入我国。其传播通道主要是我国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古称西域)。佛教戒律传入我国要晚于佛教教义的传入。佛教戒律是三国时期的曹魏嘉平二年(250年)传入的,当时印度高僧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两种戒本,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被铺就出来。最初,汉地僧人只是剃除须发、身着缦衣,并不受大戒。戒本译出后,10位梵僧大德制定出规范的受戒仪式,为中国僧人受戒。从此,汉传佛教才真正有了戒律。后来,晋咸康中(335342年),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但是,这些早期的戒律译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大范围传播;加之三国两晋时期战乱不休,到东晋时,戒本大多已佚失或残缺不全。这严重影响了汉传佛教的规范和发展,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所以,一大批僧人深感“经法虽传,律藏未开”。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他们主动组织起来,去往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经”。 这就是法显西行取经的初心。就像《佛国记》开篇所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

法显归国之后带来的戒律和经籍引起中国佛教的变革,促进了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佛国记》是研究西域古国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

《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等,记叙了法显与同侣发迹长安(今西安),度沙河(又称流沙,敦煌以西至今新疆若羌县之间的沙漠),逾葱岭(喀喇昆仑山),历经艰辛而至北天竺,尔后周游西天竺、中天竺、东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最后从海上返回的全部行程及其见闻。《佛国记》一卷,记述了法显从399年至413 年的旅行经历,是一部典型的游记,也属佛教地志类著作。由于书中记叙的西域诸多古国早已灭亡,典册罕存,《佛国记》便成为研究这些古国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

同时,这部书是研究中国与印度、不丹、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对于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历史的重建也起到过重要作用。《佛国记》的价值不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真实记载 1600 年前中亚、南亚,也包括部分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实地考察报告。《佛国记》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历史与南亚、东南亚的历史融为一体。直到今天,斯里兰卡还有法显村、法显洞、法显纪念馆等,甚至有人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为“法显”而骄傲;当地的华人华侨也乐意以法显精神为纽带,积极参与到斯里兰卡的国家建设和中斯友谊的发展中。

19世纪以来,《佛国记》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此书的学者和诸多著作。今天,法显及其著作《佛国记》对于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进行文化交往,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位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

从长安出发,往西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阳关,就进入西域。东晋时期(317-420年),《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西域有30余国。这些众多小国一部分是游牧部落,一部分是城郭之国;这些国家语言不一、习俗各异、互不统属,人口少则几百,多则数万。《佛国记》记载:法显从干归国(今兰州附近)到达鄯善国(古楼兰国),住了一个月,“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这说明,虽然西域各国风俗语言不同,但只要是出家人,则统一学习天竺经书和天竺语言。所以,法显一行一路艰辛,穿越西域各国一直到达北天竺(今克什米尔地区),是使用天竺语与西域各国出家人进行交流的。他们每到一处,少则停留几日,多则停留一月至数月,或观看佛教“行像”仪式并详细记载其过程,或参访佛教寺庙、遗址,积极学习当地人的方言,与当地百姓相互了解、互为融通,并将当地风俗民情和佛教故事记载下来。

法显的初心是为了“戒律流通汉地”,由于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所以,法显南下,从北天竺来到中天竺(今印度中部),终于获得了《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律》等佛律,以及《杂阿毗昙心》《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经书。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佛教经书和戒律,法显在此长住3年,一边学习梵书、梵语,一边抄写经律。法显还在多摩梨帝国(印度古国之一)停住两年,抄写经书及画像。可以说,正是法显大师一路取经、一路认真学习,在学成归国之后,才能与佛陀跋陀罗一起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佛家重要经书。法显是有确凿证据真正抵达天竺的第一人,所以,台湾学者柏杨称赞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是有成绩的、成功的。

鲁迅先生说,法显大师这种“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中国脊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发愤图强、爱国爱家、包容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

来源: 《中国民族报》(20190430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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