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佛国记》

《佛国记》记载了东晋法显大师（约337-约422年）陆去海归的取经经历。法显带回译出的戒律和佛经，弥补了当时经律的短缺，加速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为今天与“一带一路”上佛教国家的互联互通奠定了文化基础。

法显西行取经的初心

佛教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约 67 年左右）由印度和西域僧人传入我国。其传播通道主要是我国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古称西域）。佛教戒律传入我国要晚于佛教教义的传入。佛教戒律是三国时期的曹魏嘉平二年（250年）传入的，当时印度高僧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两种戒本，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被铺就出来。最初，汉地僧人只是剃除须发、身着缦衣，并不受大戒。戒本译出后，10位梵僧大德制定出规范的受戒仪式，为中国僧人受戒。从此，汉传佛教才真正有了戒律。后来，晋咸康中（335—342年），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但是，这些早期的戒律译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大范围传播；加之三国两晋时期战乱不休，到东晋时，戒本大多已佚失或残缺不全。这严重影响了汉传佛教的规范和发展，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所以，一大批僧人深感“经法虽传，律藏未开”。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他们主动组织起来，去往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经”。 这就是法显西行取经的初心。就像《佛国记》开篇所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

法显归国之后带来的戒律和经籍引起中国佛教的变革，促进了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佛国记》是研究西域古国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

《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等，记叙了法显与同侣发迹长安（今西安），度沙河(又称流沙，敦煌以西至今新疆若羌县之间的沙漠)，逾葱岭(喀喇昆仑山)，历经艰辛而至北天竺，尔后周游西天竺、中天竺、东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最后从海上返回的全部行程及其见闻。《佛国记》一卷，记述了法显从399年至413 年的旅行经历，是一部典型的游记，也属佛教地志类著作。由于书中记叙的西域诸多古国早已灭亡，典册罕存，《佛国记》便成为研究这些古国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

同时，这部书是研究中国与印度、不丹、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对于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历史的重建也起到过重要作用。《佛国记》的价值不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真实记载 1600 年前中亚、南亚，也包括部分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实地考察报告。《佛国记》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历史与南亚、东南亚的历史融为一体。直到今天，斯里兰卡还有法显村、法显洞、法显纪念馆等，甚至有人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为“法显”而骄傲；当地的华人华侨也乐意以法显精神为纽带，积极参与到斯里兰卡的国家建设和中斯友谊的发展中。

自19世纪以来，《佛国记》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此书的学者和诸多著作。今天，法显及其著作《佛国记》对于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进行文化交往，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位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

从长安出发，往西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阳关，就进入西域。东晋时期（317-420年），《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西域有30余国。这些众多小国一部分是游牧部落，一部分是城郭之国；这些国家语言不一、习俗各异、互不统属，人口少则几百，多则数万。《佛国记》记载：法显从干归国（今兰州附近）到达鄯善国（古楼兰国），住了一个月，“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这说明，虽然西域各国风俗语言不同，但只要是出家人，则统一学习天竺经书和天竺语言。所以，法显一行一路艰辛，穿越西域各国一直到达北天竺（今克什米尔地区），是使用天竺语与西域各国出家人进行交流的。他们每到一处，少则停留几日，多则停留一月至数月，或观看佛教“行像”仪式并详细记载其过程，或参访佛教寺庙、遗址，积极学习当地人的方言，与当地百姓相互了解、互为融通，并将当地风俗民情和佛教故事记载下来。

法显的初心是为了“戒律流通汉地”，由于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所以，法显南下，从北天竺来到中天竺（今印度中部），终于获得了《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律》等佛律，以及《杂阿毗昙心》《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经书。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佛教经书和戒律，法显在此长住3年，一边学习梵书、梵语，一边抄写经律。法显还在多摩梨帝国（印度古国之一）停住两年，抄写经书及画像。可以说，正是法显大师一路取经、一路认真学习，在学成归国之后，才能与佛陀跋陀罗一起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佛家重要经书。法显是有确凿证据真正抵达天竺的第一人，所以，台湾学者柏杨称赞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是有成绩的、成功的。

鲁迅先生说，法显大师这种“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中国脊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发愤图强、爱国爱家、包容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

来源： 《中国民族报》（2019年04月30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