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佛教（二）

鲁迅曾对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这正是鲁迅研读佛经的彻悟与心得,也是我们理解鲁迅与佛教关系的切入点。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深刻理解佛教思想在鲁迅思想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更充分发掘一代“文化巨人”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的生存与死亡,这既是人类永恒的母题,也是佛教产生的动因之一。在佛教看来,生存即是“苦”,这是佛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其“首谛”。老苦、病苦、死苦、怨憎苦……真是“苦海无边”,这种生即“苦”的观念对鲁迅的思想是有影响的,他曾说:“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如果说,佛教的生即“苦”是引导人们出世的理由,那么在鲁迅这里则直接引发了他对人间苦的“诅咒”。考察鲁迅一生的斗争历程,可以说痛苦一直伴随他,然而生存的痛苦并没有使其长期消沉。幼年家道的中落,使其更清醒地认识了世态炎凉,积累了他对旧社会的否定性情绪。正是首先深刻经验和品味了人生的诸种痛苦,鲁迅才以一种异常冷峻的心态去观察世道人心,才激发出抗争的力量和生命的战斗光芒开始了他与现实抗争的“圣者”之路。

佛教不仅认为“一切皆苦”,而且认为“我法”也“两空”,即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自己的生命皆不是实有,只是’空”而矣。这种生命即是“空”,即是“无的观念也曾一度占据了鲁迅的心灵,常常感到惟“虚无”才是实有。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态:“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种在痛苦中深深体验生命的至“空”与至“无”,在至“空”与至“无”之境中痛苦而无奈地咀嚼自己的灵魂所达到的哲学境界,就非佛教莫属。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通过体验这种生存的虚无而去反思个体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断作出很难的选择,以摆脱这种生命的生存处境鲁迅还是第一人,这不能不说他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尽管鲁迅常常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去肉博黑暗“执着现世,而求精进”,是他评价别人的话,也是其一生的生动写照。“精进”思想是佛教“道谛”的核心是通向涅般木的正道:“但为断一切烦恼故,而行精进但为知一切众生界故,而行精进……”。熊十力先生在总结佛教的“精进”思想时说:“经说精进,略有五种。一被甲精进,如着甲入阵,即无所畏,有大威势次加行精进,坚固其心,长自策励。三无吓精进,谓不自轻蔑,亦无怯惧。四无退精进。谓遭苦不屈,坚猛其志。五无足精进,虽功已成,更祈胜进,无有止境容肩故”。这种“精进”思想在中国近代影响巨大,它深深地塑造了一代革命志士勇于牺牲的品德和敢于抗争的意志,如谭嗣同杀身取法,章太炎数次被捕而斗志昂扬。同样,这种“精进”思想也毫不例外地影响了鲁迅,成为其终生抗争、奋斗的一个思想支点。他在《这样的战士》中所塑造的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高举投枪的勇士,尽管老衰,寿终却“加行精进”,“无有止境”,高举着他的投枪;《过客》中匆匆前行“遭苦不屈”的苦行者形象,无不带着作者的影子,体现了这种“精进”的精神。

在死亡的问题上,佛教认为普通生命的死亡之路仅是一种“六道轮回”,就是生命的天堂、地狱等六道中不停流转、循环,而难脱诸种劫难。鲁迅曾说;“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状态,更助成了死的随便。穷人们是大抵认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而无惧然的原因”。“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正是阿Q临死之前的喊叫,然而阿Q却不可能升入天堂的,他的死仅仅是生命的消失。“轮回”观念在《阿Q正传》中却具有更多的历史内容和悲剧内涵,暗示出生存于近代社会中的生命个体无路可走的悲剧。于是,死亡便变成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当鲁迅理性地审视中国历史的时候,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循环,一种“轮回”,难有进步可言,“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因此,他深为生存于此种历史“轮回”中个体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感到焦虑,《故乡》中水生和宏儿就难免会重复闰土和“我”的悲剧命运,《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死,并不代表着进步或抗争,仅仅是其祖母“死”的重复,是悲惨命运的又一次“轮回”罢了。所以,尽管鲁迅小说刻画的仅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但作品的深层所指却超越了特定的时空局限,完成了对向来如此的历史与文化的整体反思,具有深邃的文化内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因为此,鲁迅小说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一种本体性的哲学高度。

“六道轮回”是不能真正摆脱人世的诸种劫难的。那么,真正的超脱之路是什么呢?佛教认为是“涅般木”,即此岸现实生命与意识的寂灭,是自我的终解,也是一种永恒境界的开始。鲁迅曾在《野草》中不止一次地提过“大欢喜”,这种“大欢喜”就是对现实生命的否定,对死亡的向往,是他对“涅般木”的渴望。在佛教那里,“涅般木”是由此岸到达彼岸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而鲁迅则通过领悟“涅?”思想透悟了生命的本质与“死亡”的意义,使其不惮于前驱,能够不断地否定旧有的自我,深刻地进行自我解剖。可以这样认为,在鲁迅这里,“涅般木”即是一种“更生”。也由于这种独特的“涅般木”观念的存在,便塑造了鲁迅思想中深刻的自虐意识,而一个未曾真正品味旧有生命“死亡”之独特意义的人,是绝难产生这种自虐情绪的。

鲁迅自己曾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不难看出,这些自虐意识正是鲁迅深刻体验生命“涅般木”之后的产物,是他通向“涅般木”的心灵之路,因而这些自虐意识同时也就具有了“精进”的含义。鲁迅的自虐意识并不仅是表面上的“生命从速消磨”,而是深刻体现了他的自我反醒,不断反抗,乃至勇于复仇的精神,《死火》中以“死”相抗争,《墓碣文》中“择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酷烈无不体现了“死亡”即抗争,即复仇、即更生的特点。正是这种独特的自虐意识使鲁迅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复杂的存在,它不断迫使鲁迅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旧有的价值观念进行近乎残烈地反思、否定、更新,使他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生命的严酷与悲壮。

（文章来源：山东泰山网/胶东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