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老逝世二十周年,王邦维讲述与赵朴老的故事

 

赵朴老逝世二十周年,王邦维讲述与赵朴老的故事

 

纪念朴老,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与朴老相关的几件事。事情不大,但我始终记在心里。

我跟朴老见过几面,不算多。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最初是在会上。朴老在会上是主要人物,跟他说话的人多,我是晚辈,没敢凑上前去,直接跟他说话。真正有机会谈话,是后来的一次,说起来是一个偶然的缘分。

199299日,我从北京到兰州参加一个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会议和考察活动。我到兰州的飞机下午起飞,到了机场,得到通知,航班换了,临时换成另一架飞机,原来是直飞,改为先在银川停一下。

在首都机场上了飞机,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中间偶然一次转身,我惊奇地发现,坐在我后面的,竟然是朴老!这事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朴老当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么高的位置,怎么会跟我一样,坐这样的飞机?还是普通舱。在飞机里,我简单地向朴老示意了一下

飞机是中国自己造的运七,螺旋桨,飞机不大,却噪音很大。飞机先到银川,需要在银川机场等候。那时的银川机场不大,有没有贵宾室不知道。或许有,朴老没有去,或许是没有。总之,朴老跟我们普通乘客一样,也在一间并不是很大的候机室里等候,于是我就有机会真正跟朴老坐在一起,旁边还有陈阿姨。

朴老开会多,我一个无名小辈,此前只是在会上见过朴老,朴老其实不认识我。我说:“朴老,我认识您,是在开会的时候。”朴老问我的名字。我说叫王邦维。朴老笑了笑,说了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诗经·大雅》的《文王》篇中的诗句,虽然我知道,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把我的名字跟这句话联系起来。朴老不经意间就把我的名字嵌进了这句话里,真是文思敏捷。

我们等候转机,前后大概有四十来分钟的时间,这中间朴老跟我随意而谈,讲了不少的话。朴老非常和蔼,不时微笑。跟他谈话,用一句老话形容,真是如沐春风。朴老讲,他也是去参加这次活动。我手边有一张兰州会议以及相关活动的安排表,我请朴老在上面签写了他的名字。

再有一件事,也让我想到朴老。

1995年,我把一些文章集合在一起,要在重庆出版社出一本书,书名是《唐高僧已经生平及其著作论考》。出版社的编辑希望请朴老题写书名。他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与佛教有关,如果能请朴老题写一个书名,那是再合适,再好不过了。

这样的愿望,当然很好,我自己也很希望。但行还是不行,我怎么去找朴老?我也没有机会直接去求朴老,即使是借开会的机会,会不会太唐突?这些考虑,都让我有些犹豫。想来想去,最后我还是找到我熟识,也很尊敬的周绍良先生,请他跟朴老讲。

绍良先生很爽快,一下就答应了。没想到朴老也很爽快,绍良先生跟我讲,他见到朴老,跟朴老一说,朴老马上拿出纸笔,立即就写了。绍良先生很快转交给了我,还告诉了我他当时找朴老的情形。这件事,让我至今对朴老感念不已。

朴老是中国佛教一个时代的领袖人物。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起,朴老就献身于中国的佛教事业,同时也参加救亡运动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活动。他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包括佛教的信仰、道风、组织、僧伽、人才培养、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朴老为佛教做的事真是很多很多,所有这些,不是几句话可以讲周全的。与我自己的专业相关,我只能就佛教文化研究这方面的情况谈一下我的一点看法,仍然以自己知道的事为例。

首先是朴老提出的“佛教是文化”的说法。佛教逐步开始复兴后,首先一点,是不仅得到政府的认可,也希望得到多数民众的理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朴老提出了。

对于这一点,朴老在不止一个地方,有过不止一次的论述。其中一次是这样讲的:“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吸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

朴老的这些话,我以为极具智慧,极有远见卓识,短短几句话,既讲到了佛教和佛教文化,也讲到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把题目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宗教骗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样的教育。宗教,其中当然包括佛教都不是好东西。这样的说法,就我个人来讲,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完全对呢。真正有所怀疑,想法有所转变,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读了更多的书,经过了更多的折腾,明白了更多的事。

朴老上面讲的那些话,用当时讲得很多的一句话来形容,是“拨乱反正”。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拨乱反正”这句话。过来人知道,在那个时候,“拨乱反正”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拨乱反正”,哪有今天的中国啊。当然,那个时代,应不应该,能不能“拨乱反正”,不是朴老能决定的。天下什么时候变化,怎么变化,关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更多的不必讨论。

总之,记忆中,朴老在八十年代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说法,我以为非常有智慧,契理契机,对于“拨乱反正”,为佛教发声,为佛教做主,这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我自己对佛教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我的理解,佛教是文化,同时也不仅仅是文化。强调佛教的文化属性,并没有淡化我们所说的宗教的属性。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宗教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研究,去讨论。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正见”呢?

朴老愿意为我的书题写书名,原因之一,我想也是出于他对佛教文化研究的鼓励和支持

再一件事与佛教教育有关。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印象中好像是1992年春天的一天,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跟我讲,有几位在斯里兰卡留学的五位比丘明天要来见他。季先生让我跟他一起,与这几位比丘见面。我那时刚回国不久,我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上课,一是做研究。我是季先生的学生,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教员,与季先生在一个教研室,季先生有什么事,常常叫上我。

见面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我记不住了,但地点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北京大学外文楼二楼的206会议室。东语系开会,常常在这里,隔壁就是季先生自己的办公室。

那天来的人,还有李家振先生。五位年轻比丘是学愚、净因、广欣、圆慈和建华。他们1986年由中国佛协派到了斯里兰卡,学习佛教,尤其是学习巴利语。做出这个决定,前期的对外联系,安排这五位比丘去斯里兰卡,据说都是朴老。

今天的中国人,出国学习,不足为奇。但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出国的机会很有限,能够出国学习的人不多。僧人出国,限制更多,更是稀罕。对于佛教而言,这在当时,或许就是零的突破。这样的突破,在当时,恐怕只有朴老能尝试,能做到。

大家坐下来后,记得是李家振先生先说话。李家振学生讲,中国佛协派出的五位比丘,正在斯里兰卡学习,那边要求在中国国内也最好要有导师,对学习做一些指导。朴老指示,两位中国导师,一位请季羡林先生担任,另一位请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先生。那天五位比丘来,是来拜师,也是请教季先生在学习上有些什么建议。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五位年轻比丘。后来我知道,他们在斯里兰卡学习了一段时间,获得硕士学位后,有的去了英国,有的去了美国,继续学习,也有的直接回到中国,但都学有所成,最后也都回到了中国,成为了国内佛教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可以说也都是“法门龙象”了吧。

今天看来,朴老的这些想法,是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佛教尽快培养出年轻的人才,而且是国际化的人才。对佛教的教育,朴老特别重视,多次强调。这件事在朴老为佛教做的许多事中,不算最突出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朴老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用心和所付出的苦心。(图/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菩萨在线 20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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