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刚：儒家文化与宗教中国化义理探求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全面发掘与深刻阐释“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或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认同——“文化根脉”上夯实“宗教中国化”的义理基础，可为我们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中国化”备足历史传承的思想资源，带来不可或缺的现实启迪。

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丰富内涵与两大任务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研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创见，深刻揭示了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为我国各宗教指明了前行方向，又为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搞好新时代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里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来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各宗教要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发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2021年12月，在时隔五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全面且深刻地指出：“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

上述一系列重要讲话表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各宗教，一是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要弘扬中华文化。这两方面的丰富内涵，实际上就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两大任务或两大抓手”。就这二者的逻辑关联而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乃是“宗教中国化”的首要实践原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则可谓“宗教中国化”的基本学理依据，二者相辅相成，其根本目的即在于，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文化根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因此，从“文化根脉”与“文化认同”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又是基于其悠久历史所孕育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而开拓进取、推陈出新、与时共进的。由此来看，全面发掘与深刻阐释“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或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认同——“文化根脉”上夯实“宗教中国化”的义理基础，可为我们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中国化”备足历史传承的思想资源，带来不可或缺的现实启迪。

二、儒家思想文化与齐鲁大地、中华传统文化

山东史称“齐鲁”，齐鲁大地自古堪称“华夏礼仪之邦、文化首善之区”，在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皆占有显著地位且具有深远影响。位于泰山脚下、黄河岸边、渤海与黄海沿岸的齐鲁大地，文化资源丰厚，圣哲贤才辈出，仅举家喻户晓者即有：儒家开创人孔子，儒家传承与开拓者子思、孟子、荀子、王弼、伏胜、叔孙通、公孙弘、郑玄、王肃等；墨家鼻祖墨子，道家智者庄子，全真道宗师丘处机，法家先驱管仲，阴阳家大师邹衍；兵家奠基人姜太公，兵家至圣孙武；谏臣贤相晏子，千古智圣诸葛亮，史坛巨匠左丘明；书家王者王羲之，书坛巨擘颜真卿，元曲泰斗张养浩，婉约词宗李清照，词坛豪杰辛弃疾，演义先驱罗贯中，文论泰斗刘勰，家训大师颜之推；天文先驱甘德，算学奇才刘洪，工匠始祖鲁班，医家鼻祖扁鹊，农学先驱汜胜之，农学巨匠贾思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战国时期，齐鲁大地便设“稷下学宫”（位于山东临淄），这所由齐国创办、学人主持的学宫，可谓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其鼎盛时期，广聚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包括孟子、淳于髡、邹子、田骈、慎子、申子、接子、季真、涓子、彭蒙、尹文子、田巴、儿说、鲁连子、驺子、荀子等，几乎广纳“诸子百家”各学派，主要有儒、道、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无论其学派观点、治国理念、邦国背景、年龄资历等如何，均可在此治学论道、交流切磋、甚至一争高下。稷下学宫所倡导的这种学术开放性、思想包容性，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谓开“百家争鸣、兼容并包”之先河。正因如此，齐鲁大地不仅仅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发祥地，而且成为墨家文化、法家文化、兵家文化、农家文化、工匠文化、道教道教文化等的策源地、荟萃地与会通地。

也正因为以儒家为主流、汇聚百家的齐鲁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么重要的影响，著名史学家、国学家、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士大夫”的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到，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衡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引用此话须说明两点：一是，钱穆此话含有过于浓重的“儒家至上情结”；一是，虽然此话不宜“山东人用来自我炫耀”，但的确可让人意识到，齐鲁大地所孕育的儒家思想文化之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非凡贡献。

关于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诸多前辈学者纷纷予以充分肯定。冯友兰在其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948，中译本《中国哲学简史》）开篇就讲：哲学在中国文明里所占据的地位，一向可以跟宗教在其他诸多文明里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一向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关注。从前，只要一个人接受教育，首先传授给他的就是哲学。儿童一入学，首先要教他们念《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曾是新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读本。有的时候，小孩子刚开始认字，就让他们来念一种教材，这就是有名的《三字经》……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它的头一句话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以上论述所强调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传统”在中华文明里的重要地位。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两部名著里进一步论证与阐发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道德教化传统”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决定性影响。梁先生指出，以“周孔（周公和孔子）教化兴起”为标志，中国文化便以其理性精神而早熟了，走上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化之路。因而，中国文化流传至今，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实际受用的就是“周孔所开创的道德教化传统”。相比之下，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楼宇烈、牟钟鉴等前辈学者更注重从整体上来全面阐释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

譬如，楼宇烈先生在其近著《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里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本土学派，而且传入了诸种外来文化，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与融合，有些丰富、发展、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改造、淘汰了。约从东晋至隋唐，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标旗帜、又合力互补、以应用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即在于，观念上“和而不同”与实践中“整体会通”。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的文化形态。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特征。

又如，牟钟鉴在《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和《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两书里描述：中国文化传统在结构上呈“一、二、三、多”的态势：“一”指以儒学为主干或底色；“二”指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三”指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多”指兼容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儒道佛”三教合流经历了求同、会同、创新、扩散几个阶段，对各民族文化和外来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牟先生还就中华文化的思想核心及其实质指出：“中华思想核心是儒道佛三教，而以儒学为主导，道、佛皆受其滋养。儒学是东方伦理型人学，而非宗教神学。”

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心得，不但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与齐鲁大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关系，且能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文化与中华文明价值观乃至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三、儒学思想文化与中华文明价值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主要是什么？这可谓中国学术界近些年来的一个研讨热点。这里列举两位资深专家的新近研究观点。

陈来教授据其深厚的儒学研究功力，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凝练为如下四个显著特点：（1）责任先于自由。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很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自然所负有的责任。春秋战国时代，古代儒家的德行论已形成体系，其中“忠、信、仁、义、孝、惠、让、敬”都是个人与他人、社会直接关联的德行，其价值取向就是要人承担对他人、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之心是儒家文化养成的人的普遍价值心理。（2）义务先于权利。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在中国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则强调义务的优先性。因此，中国人的伦理尤为注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这种义务取向的德行不是声张个人的权利，而是努力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实现对他人的义务。（3）社群高于个人。中国文化自西周后期兴起人本主义思潮，春秋时期已提出“以人为本”观念。近代西方也倡导以人为本，但主要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国文化则更强调“以群体为本”。（4）和谐高于冲突。人类文化史充满了冲突、斗争，东西方皆如此。但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强调人间和谐、以和为贵，中华文明所追求的是“多样性的和谐”，如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的和谐等。（详见陈来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兼治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宗教史的牟钟鉴先生，提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六字论”，即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归结为“仁、恕、通、和、刚、毅”六个字。按他的解释，中华文明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信仰。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仁者爱人”，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共同体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中华“仁者爱人之道”的最大特色在于，落实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平等互尊的要素，超越了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性，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提供了合理途径。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用“恕道”来保证仁爱的实现。仁爱情怀的进一步落实便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文化模式为多元通和。究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相辅”的文化内核；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以和谐为主旋律，虽有冲突但无宗教战争，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发展。中华文明精神，可用《易传》三句话表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因而，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代代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担当，在民族艰难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开辟出民族复兴之新路。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质直而好义”；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庸》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富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这些话所表达的品格正是“刚健中正”：不屈从亦不欺人，有毅勇而无偏邪。今日中华民族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对外实行睦邻安邦、协和万邦的方针，对内实行民族平等、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方略，正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当代体现。

那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何在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家、哲学家庞朴就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他首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学界关于这个大问题的认识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近代以前的传统看法，“五四”时期的不同看法，改革开放后的重新理解。通过分析与综合诸种代表性观点的合理成分，庞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归结为“人文主义”。他论证道：西方也有人文主义，但西方人文主义是在17世纪以后才高涨起来的；而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或更早一些，从春秋时期就非常重视“人的问题”了。孔子思想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仁、义、礼、智、信”中的那个“仁”字，就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作为自己学说的目的，是尊重人的一种学说。由此论证来看，庞先生所强调的“人文主义”意指“以人为本”，这种理解较之以往其他说法至少有如下两点学术可取性：一是，它比其他说法在义理上更讲究根源性，即它所理解的“人文主义”或“以人为本”，是立论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基本范畴或核心思想——“仁学”的；二是，这种说法在义理上更具有逻辑性，即能作为“义理张本”来推衍出其他主要说法，像“礼”“中或中庸”“刚健有为”“崇德利用”“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无疑均是以“以人为本”或“人文主义”为义理根据或思想核心的。

查阅近些年出版的相关论著，最注重阐发“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二者关系的前辈学者，可以首推楼宇烈。他在前些年阐发“中国文化的品格”时，首先提及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近几年论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时，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乃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楼先生相继指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近代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而西方在公元一世纪以后确立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之一。西方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思想家们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十六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上述这些新近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儒学思想文化对中华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影响，且相当深刻地阐明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所奠定的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让我们接着这两部分学术见地，进而探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可为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中国化”的学理启发。

四、儒家思想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宗教中国化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齐鲁大地所拥有的丰厚传统文化资源，颇受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调研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必备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重要批示，要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要求山东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讲话里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三个基本层次——“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取向，且用简练的“三组概念”共“二十四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鲜明地回答了三个重大问题：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提炼前述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将其精华成分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涵，笔者主要着眼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三项基本要求——“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尝试论证如下义理浅见。

第一，“政治上自觉认同”关键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积淀的爱国主义精神，陶冶我国宗教的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美德，是我国各民族、各宗教实现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表述中，“爱国”引人注目地被列为国家公民价值取向之首位。就政治认同身份而言，我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无疑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深厚积淀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报国精神，如孔子首倡“忠恕之道”，孟子强调“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汉代士大夫发愿“以天下为己任”，宋代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士大夫提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立志“苟利国家生死以”等等，若能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显然可为我国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与扎实的学理根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是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独立解放，走向繁荣强盛，进行了种种抗争与探索，经历了无数挫折与磨难，如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等。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由此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首先做到，把爱国与爱教有机统一起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把各宗教的自身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密切联系起来，积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义不容辞地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强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文化上自觉融合”根本在于，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及其根本精神，涵养我国宗教的和谐精神，共同致力于积极健康的中国宗教关系。

世界文明史与比较文化史的晚近研究表明，“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根本认同”或“最高认同”。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来看，“一体”自始就是“主流与方向”，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氛围下的“一体”是开放的、包容的，它所包含的“多元”乃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要素和动力”。质言之，按照中华文化传统的生存发展理念，“一体”兼容并包“多元”，“多元”和合融为“一体”，二者缺一不可，相互辩证统一。近些年来，通过整合我国学界的大量相关成果，笔者尝试把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及其根本精神凝练为“二十言”：“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哲理概括不仅能使我们“读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更深刻地诠释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自身逻辑及其巨大凝聚力，且能为中华民族认同、中国社会认同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划出“最大的同心圆”。

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看，一部中国宗教史的大部分篇幅，何尝不可以解释为世界三大宗教逐渐顺应、不断融入中华文化主流传统的过程。中国现有五大宗教里，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起初皆是“域外传入的”，但它们无不经历了与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相遇、碰撞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例如，佛教传入之初，就因“出家修行”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发生尖锐矛盾，后经佛法教规与儒家义理的会通融合，才被国人逐渐理解接受，东晋高僧慧远开示：僧众出家乃是为了“大忠大孝”——救世济民。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有识之士发起“以儒诠经”，致力“伊儒会通”，以使伊斯兰教扎根中华文化土壤，融入中国文化主流。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采取迎合儒家的传教策略，并为“西学东渐”做出诸多贡献，但终因西方教会内部挑起的“中国礼仪之争”而导致朝廷“百年禁教”。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可令人从正反两方面深思文化认同、文化融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上述学理分析与历史考察足以印证，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及其根本精神，可为构建积极健康的中国宗教关系夯实文化基础、并提供思想资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一向倡导“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国语》里史伯曰：“以他平他谓之和”；《左传》里晏子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论语》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弟子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曰：“和则一，一则多力”；《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西汉董仲舒曰：“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北宋程颐曰：“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北宋司马光又曰：“苟不能以中和养其志，气能浩然乎！”；清代戴震曰：“中和，道义由之出。”……像这些一以贯之的哲思至理，皆裨益于涵养我国宗教的和谐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氛围下，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就是要以和谐精神与包容气度，妥善处理中国政教关系、诸宗教间关系、宗教与社会关系、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关系等，要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不干预政务、司法和教育；要开展宗教交流对话，营造多元共生的宗教格局，杜绝唯我独尊、排斥他教等低劣倾向；要遵纪守法重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坚决抵制极端思潮、分裂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等；要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上齐心协力，把我国各宗教的智慧与力量汇聚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增助力、添动力、汇合力”。

第三，“社会上自觉适应”主要在于，扎根中华传统文化所优长的道德伦理传统，浸润我国宗教的德治品格，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所以在于“以人为本”，就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伊始就高度重视“人的问题”，尤其是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思想。通过考释《左传》《大学》《国语》等典籍可以发现，早在春秋时代，孔子之前，“仁”在中国古代学问里已是“公认的道德原则”，而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最大贡献即在于，将“仁”确立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通览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提及“仁”字多达109处，其中105次谈论“道德标准”。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泛爱众，而亲仁”。此后一代代儒者便“接着孔子讲”，如孟子讲“仁者爱人”，董仲舒讲“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韩愈讲“博爱之谓人”，周敦颐讲“德：爱曰仁，宜曰义”，张载讲“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朱熹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我国本土宗教文化素有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且在中华文化主流思想的熏陶感染下，将行善积德、道德教化置于首要地位。例如，道教深受老子“尊道贵德、抱怨以德”思想影响，特别重视道德善行之于修道的关键作用，不仅认为“功德成神、积善成仙”，而且强调“齐同慈爱，异骨成亲”。佛教大讲慈悲，怜悯一切有情众生，不但要自利利他，且要忍辱负重，以慈悲大愿化解仇恨，绝不赞成冤冤相报。南北朝时期“儒、道、释”三教之争，最后达成共识——“同归于劝善”。所以，海内外研究者大多认为，“儒、道、释”乃“教化之教”，即“三种道德教化之道”。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宗教的本质特征可谓“道德宗教”，所谓“神道设教”的主要目的在于，淳厚社会道德风气，裨益国家社会治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尚德与德治”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所以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并非将各宗教经典里的相关教义教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里的概念论述，加以“简单化的比较或文字上的对照”，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传达的当代中国精神为引领，会心体悟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及其德治品格。道德伦理可视为各大宗教传统最为凸显、最有影响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际，我国各宗教理应着力加强“道德型宗教思想体系”建设，使之既能饱含当代中国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又能在持守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理解、新诠释。这可谓我们从义理上探讨“宗教中国化”与“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又一大学术获益。

作者：张志刚，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讲席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基地研究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2期/2022年8月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