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学之路——方立天

我的治学之路——方立天

 

我是怎样踏上学术研究之路的?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我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为何?漫长的学术生涯历练,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启迪,进而在自己生命安顿方面又有什么体悟?方方面面,令我追忆,令我反思。

学术研究的主要历程

1962年至今,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阶段:

(一)起步(1962—1965)。佛教内涵丰富,如何选择恰当的切入点进行研究?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先从佛教人物个案研究入手比较合适,于是决定开展魏晋南北朝佛教代表人物的系列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在《新建设》、《哲学研究》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研究道安、慧远、僧肇的论文四篇和书评两篇,其中《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还被美国译成英文,刊载于该国的《中国的哲学研究》。

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十年文革,我的学术研究不得不停顿了。

(二)拓展(1978—1987)。文革结束后,我重操旧业,继续进行佛教人物的个案研究,又陆续撰写出一些论文。中华书局嘱我将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1982)。后又撰写《慧远及其佛学思想》。我的佛教人物个案研究是与中国佛教典籍研究紧密结合的。这期间我与几位师友合作,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标点,由中华书局出版四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我个人也撰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此外,我还应中华书局之约,在为高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撰写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后于1990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充实了若干佛、道两教的哲学思想内容。

(三)专攻(19882002)。自完成《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书稿以后,我就开始集中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这个课题是我学术研究的最大兴趣、最大愿望和最大追求。我大约花了15年时间,发表约百篇相关研究论文,最后撰写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此书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问题、理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来梳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思想,勾勒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结构,阐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及印度佛教哲学的基本特点,凸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独具异彩。

在完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后,我采取适应工作和课题的需要,结合参加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关注现实问题来开展学术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除继续研究佛教外,还拓展了两个领域,一是探讨宗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

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回顾以往学术研究的历程,就佛教研究来说,我的治学态度主要是秉持中国本位心性体会两条原则;在治学方法上,是运用以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法。

所谓中国本位的态度,是基于中国人对待外来佛教的根本立场而形成的特定的治学原则。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即先入之见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中国人这种对待外来佛教的文化立场,决定了我观察、探究佛教的视角和态度,认为外来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环境,才能在中国流传发展、开花结果,也就是外来佛教一定要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际相结合、相适应,接受中国环境的影响和改造,才能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和作用。

佛教作为宗教文化,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讲的,同时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作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因此,对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有同情的默应;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应该具有心性的体会。这一点构成我研究佛教的又一重要原则。

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我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但主要是采用哲学问题研究法,即是以哲学问题为纲来叙述哲学重要问题的源流演变。此法能够比较清晰地阐明哲学问题的形成、争论、演变和解决的历史过程,比较容易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如何进行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研究?我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为八条: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总结。

学术生涯与人生追求

长期从事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对我个人的安身立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思想使我受用终身:使日常生活富有人文精神,使生命质量有了提高,使人生追求更有意义。

(一)立志求真。为了实现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志向,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立身有道,学有专长,即为人要正直真诚,志美行厉,而学有专长则可以对人民作出切实的贡献。求真为了创新,就要立论立说,而从事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关乎人的精神家园建设,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也有助于自己把做学问和做人统一起来,有助于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不争而争。这是我为人和治学的基本态度。不争是淡看名利,淡泊纷争,追求平淡,保持平和,甘于寂寞,安于无闻。不争要求拒绝急功近利,拒绝浮躁,拒绝空泛,拒绝草率,拒绝低质。不争要求心无旁骛,静心专一,有时几乎要求达到一种犹如老僧入定的物我两忘的境地。不争而争,有所不争才能有所不争是为了更好的。长期来,我选择在图书馆备课、研究、写作,几乎放弃周末和节假日的休息。我的不争而争的人生价值取向,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哲学思辨与资料积累。这是我学术研究的两个着力点,两大基石。具有哲学思辨能力,就有了指导观点和分析方法,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出本质,并避免陷入罗列材料的繁琐主义。资料积累是治学的重中之重,言必有据是实事求是研究学问的前提和基础。在积累资料方面,反复精读、读通几部经典之作,并对原著进行标点、校释和今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资料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厚积薄发。

(四)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中国古典哲学十分重视知识分子人格的培养和坚持。漫长的学术生涯使我体悟到,作为一个学者,坚持独立思考,既是治学的生命,也是人格的体现。学者的生命在于治学,治学重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又离不开独立思考,离不开自由思想,离不开独立人格精神。我每当独立自由思考,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时,就会有新的创获,新的见解;而每当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就会给自己带来窒息思考、桎梏思维的困境。这是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一生不争,福报自来,这是20051025新加坡《联合晚报》评介我的八字标题,使我思索良久,难以忘怀。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人文学者,我当感恩国家的培养,今后我将继续为祖国的学术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来源:20100822 光明日报/佛教在线

 

人物名片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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