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90载  同心同行创和谐

王孺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佛教界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把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优良传统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任务相圆融，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历史是现实的教科书。作为一名佛教界的青年人士，回想中国佛教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走过的90年风雨同行的历程，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当前繁荣发展的中国佛教。

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组织上的基础。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此时党的第一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当时，中国佛教在社会动荡之中，虽然为自身之存续极尽挣扎，但前途黯淡。不少有识之士积极配合早期爱国革命人士及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人未来之命运而竭力探索着。像宗仰上人（1861—1921）就曾在上海与吴敬恒（1865—1953）、章太炎（1869—1936）、蔡元培（1868—1940）等一起组织成立中华教育会，亲任会长，宣扬革命，力援辛亥革命，颇受孙中山（1866—1925）之器重。中国佛教革新运动之倡导者太虚大师，亦受时代思潮之影响，主张弘教护国，兴国救世。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与深入，党的宗教政策日趋成熟。在1931年与1934年召开的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广泛号召和团结爱国宗教界人士一同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太虚大师（1890—1947）先后创建武昌佛学院、北京柏林佛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等，提出《建僧大纲》倡导统一三级僧制，并与圆瑛法师（1878—1953）组建“中国佛教会”。章太炎亦将佛学与西学等新思想相结合，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并经常撰文以佛理阐说革命。

同仇敌忾，共抗外侵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也必然要服从于抗日救亡的大局，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发展。

1942年2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文章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每个人有举行自己所信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仪式的自由。”“每个人也有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而保持自己不信宗教的自由。”1945年，毛泽东（1893—1976）在中共七大上也明确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还进一步强调：“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这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使该政策的精神体现得更为完整。

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抗日救国精神的感召下，一大批爱国佛教界人士纷纷投入抗战事业。1937年5月，弘一法师（1880—1942）为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撰写会歌，歌词云：“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10月，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自题室名为“殉教堂”，并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后他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体中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赵朴初（1907—2000）与圆瑛法师一起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的名义，组织“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与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巨赞法师（1908—1984）在湖南发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受到正在南岳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周恩来（1898—1976），的赞赏，并当场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相赠。这些爱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与抗日军民一道共赴国难。他们这种大无畏精神，不仅为中国佛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辉煌史册上。

同向同德，共促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根源、客观规律，以及宗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等问题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写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后又写入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积极条件。1957年8月，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1962年7月，周恩来在同班禅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按照我们党的理论，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将来宗教要消亡，共产党也要消亡，这是理论问题，我们不去争论它。总之，在现在的中国，对宗教信不信都有自由，今后多少年也是如此，所以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这就进一步表现出党对宗教存在长期性的肯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的空前大团结，中国佛教从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曾多次会见和宴请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积极发挥佛教界领袖人物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对外交往等方面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佛教工作，如：1980年2月，在邓小平（1904—1997）、邓颖超（1904—1992）的直接关心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1991年1月30日，江泽民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从1993年到2011年，每年春节前夕，中央领导都要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举行迎春座谈，共庆新春佳节，并与大家坦诚谈心，对于宗教界反映的问题给予认真解决。中央领导还多次出席佛教方面的重要社会活动，对于佛教工作给予亲切关怀与有力指导。

从1949年9月起，中国佛教界人士开始参与全国人大与政协的工作，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帕巴拉•格列朗杰、赵朴初等知名佛教领袖先后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部分佛教界杰出代表被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也有不少佛教界人士活跃在地方各级人大、政协中。佛教界人士参与政治生活，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佛教四众弟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认可和提高。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中国佛教协会各机构的自身建设，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1896—1984）呈报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在章程草案中加进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肯定了佛教的积极意义。从此以后，中国佛教协会历次全国代表会议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型政教关系，也是佛教界政治地位提高的真实写照。

同心同行，共创和谐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指引下，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与落实。

中国佛教的各项事业也与祖国同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佛教人才培养和佛学研究成果倍出，中国佛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06年和2009年，中国佛教界联合两岸四地佛教界人士，发起举办了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为主题的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位佛教界高僧大德共襄盛举。通过论坛，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佛教界响应时代召唤，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与行动

中国佛教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积极服务社会、利益人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当国家与人民有难，中国佛教界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如：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南方地区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全国三大语系佛教四众弟子均发扬佛教人溺己溺、慈悲济世的精神，举行法会为死难者追荐祈福，并积极捐款捐物、参加抗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获得了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中国佛教的发展变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感念祖国与党对中国佛教无限关怀与支持的同时，更感到所肩负的神圣职责与艰巨使命。我们要在继承老一辈与党真诚合作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引导信教群众按照“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宗教》2011年第6期，总第139期）

作者介绍

    王孺童，著名佛教学者，现为全国青联宗教界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寺庙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比丘尼传校注》、《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上下)、《孺童讲论语》、《佛学启蒙》、《王孺童佛学论著集》（四卷。卷一《百喻经释义》，卷二《佛传—〈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注译》，卷三《佛教三字经汇解》、《金刚经述义》、《正信录校注》，卷四《内学杂谈》、《别时意趣与净土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