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绍兴籍著名哲学史家、佛学家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丧失了。因此，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非常重要，但这一点现在正受到巨大的挑战。”

这是楼宇烈在他的《中国的品格》一书中，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重要性的一段阐述。

文化传道

●绍兴日报记者 寿鸥迎

文化传道

楼宇烈，浙江绍兴嵊州籍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班导师，是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家，著有《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

与许多老学者一样，楼老的民族情结伴随着他毕生的传道、授业与解惑。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诲人不倦，老有所为，是他一生的写照。

正如许多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与实践者。目前已80岁高龄的他，依然退而不休，在北大国学研究院带领20多个博士生，钻研中国传统文化。

楼老集毕生所学所研，除了出书，还有许多学术思想深厚的论文、演讲稿等，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并阅读，他本人也常年奔波于国内各地讲学。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佛教，楼老的话题源源不断，语出能详。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人本主义精神，但也非常尊重人生存的环境，尊重万物。因此，中国文化讲究“重天道”和“法自然”，又崇尚“人道”，重视礼乐教化。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品格。中国礼仪之邦凸显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楼老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还包含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你是你，我是我。

大概自唐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儒佛道三教应是兼容并存、密切结合的，三者都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在历史上有三者分工的说法，是以儒治世（或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尤其宋代以后，非常强调这三教同流、同源。

他呼吁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时，不仅要研究儒家思想，也需要了解佛教所起到的文化作用，这样才能完整把握中华文明的精髓。

他倡导，要从整体上综合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中国人在哲学、宗教、艺术乃至科学与医学领域都应有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兼容并包，综合创新；强调中国文化要传承与发扬自己的特色与主体性，要有自己的文化战略与建设方向。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

乡关何处

北京，绍兴，相去三千里。曾经路遥遥，如今可朝发夕至。然而，于楼宇烈，却是罕有亲身丈量连接的他乡与故乡之隔。

对于楼宇烈来说，北京是学习、生活与工作的中心，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根据地；而故乡绍兴，因血脉相连，在老人心中，是一种挥不去的淡淡情愫。

前不久，记者如约连线在北京家里的楼宇烈教授，电话只响了一声便接了起来，那头是楼老的厚重男音，听起来略带沧桑，但精神充沛。

楼老说自己是嵊县（现嵊州市）楼家村人，但由于出生前举家已搬到杭州，他对老家的印象几乎空白，对绍兴的记忆也寥寥。谈到家乡，楼老在采访中几次说抱歉。

“我曾来过一次绍兴，是从宁波过来参加会议，顺便游览了鲁迅纪念馆（现鲁迅故里）和东湖，因为时间很紧，当天马上就离开了。”楼老费力地回忆起30年前匆匆来绍的情景，他说当时的绍兴给他“幽静、干净、朴实”的感觉。

1934年12月10日，楼宇烈出生在杭州，随即举家又迁至上海。从幼儿园到高中，楼宇烈在上海度过了他人生中的青涩年代。21岁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之后受聘于北大，一直任教至今，并在北京安了家。

楼宇烈一家有兄弟姐妹10多人，全都生活在北京、上海，嵊州的家早已人去楼空，虽心有牵挂，但出于各种原因，到目前，他未曾踏上过故土，去老家走走看看。

前不久，嵊州老家那边出了一本关于“楼氏文化”的书，请楼老作序，这是他唯一一次与家乡的互动。

整个采访过程，楼老既是学问深厚的智者又是慈祥的长者，在记者陈述时，他只是静静地听，从不打断，当讲到哲学相关话题时又滔滔不绝，思维活跃，触类旁通。

2013年，楼老八十华诞之际，北大燕园专门召开“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楼老与海内外两百余位中国哲学、佛学、宗教学、中医及科技哲学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嘉宾汇聚博雅塔下，解读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畅叙在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建设。

这或许是对老学者最好的祝福。

哲论鸿爪

论绍兴“二王”  历史有惊人的巧合。

在绍兴的历史上，曾出过两位哲学大家——东汉的王充和明朝的王阳明。前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后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

对于两位先贤的理论，楼宇烈的评价是：都很伟大。

不过，楼老表示，一般人简单地认为王充哲学推崇道家的自然思想，属于唯物主义范畴，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是唯心主义倾向。这些论断是以西方哲学理念评价“二王”，其实有失偏颇。

楼老认为，“二王”的理论只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理解世界万物，王阳明的心学，并非“唯心”，而是在阐明物与心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地方，中国哲学不是讨论先有谁，而是探讨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

楼老主张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自身特点上去认识中国哲学和宗教，而不是一味地用西方理论方法去诠释它们。

哲学就是学做人

哲学，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高深难懂，且与其他领域相比“经济效益”很少。因此，学哲学的人越来越少，哲学也成为学科中的冷门。

楼老不否认，近代哲学开辟成一个专门的学问，越来越抽象化、理性化，与大众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给人的感觉是，哲学高不可攀。

“其实，哲学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它说到底是教人如何正确做人。抛开一大堆理论，只要在生活中怀有一颗敬畏心、诚信心，就算不学哲学，也已然领悟做人的道理，领悟了哲学的真谛。所以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必谈哲学‘色变’。”楼老的语气平静中藏着些许无奈。

楼老说，学哲学能训练人的思维方式，是教人一种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倡导一种价值观念。世界是复杂的，有是非、彼此、善恶之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绝对化，学哲学就是教人们有联系地、辩证地看待问题、处理事务。

“国学”要学以致用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楼老认为是因为现实叫人担忧。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国，现代社会的人们随着生活的富足，过分追求物质而忽视精神，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人越来越少，心态越来越浮躁，从而使人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及其意义。

楼老称，“国学”一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学术名称。上世纪初，国学出现与民族文化自救有关。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当时人们对比中西文化，或称之为“西学”、“中学”，或称之为“新学”、“旧学”，由此也提出了“中体西用”。“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用以指讲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学问或学科。

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哲学、宗教，理论再强大，最终都是为了落到实践中，化繁为简，学以致用。这是楼老一直强调的学术观点。

楼老打了个比方，现在很多人教小孩学《弟子规》，让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其知礼、懂礼，这是好事，但如果只停留在背诵，而没有照着礼仪规范去做，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来源：2014年01月08日 绍兴日报（记者寿鸥迎 原标题《中国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