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乐山——怀念尊敬的季羡林先生

作者桑吉扎西1995年拜望季羡林先生时的合影

从1985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进修文艺理论和美学，第一次拜望季羡林先生到2002年2月，最后一次见先生，期间17年中，我几乎每年都讨扰过先生。有时是专程请安，有时是替别人办事，有时带朋友探望，有时是先生有事找我。每次去北大看望先生，老人家总是和蔼招待，有时聊的长，有时聊的短。先生正襟危坐，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他泯然一笑，对于每一个提出的问题，他的解答也是一板一眼，简明扼要，给我的感觉是，和蔼长辈，大家风范。

在北大学习期间，同宿舍四位同学，三位藏族，一位纳西族，边巴次仁，达瓦次仁，我与和力民。边巴、达瓦，还有一位藏族女同学央金卓嘎，都是东语系梵文班的学生，指导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每到周末，宿舍里总是那么热闹，酥油茶、啤酒、歌声，混杂着我们年轻时的欢笑和梦想。那时的钱文忠、陆洋、张首昌与边巴、达瓦是同学。文忠时常来我们宿舍喝酥油茶，我没想到这个上海来的聪明小伙，居然能喝酥油茶。每次他来，就神聊，聊够了，喝够了，他便怀揣着干粮，跑到三教的通宵教室下功夫苦读他的梵文文法去了。

我虽不是东语系的学生，但也断断续续地去听梵文课，授课老师是张保胜、蒋忠新，后来还有段晴。那时，季先生并不给本科生每天上课，而是每月或是一个学期见几次面，大家将自己学习遇到的问题，向先生讨教。梵文难学，一个早在一千年前就死了文字，让今天的学子们弄懂，要没有恒心，绝难学好。记得到86年时，梵文班好像原本15、6个同学，转学其它的专业已有10多个，到我离开北大时，听说只有7、8个人。

离开北大前，我曾专程向先生请安，先生送我几本他翻译的《罗摩衍那》和《季羡林散文选》，并鼓励我今后在藏族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以及佛教文化方面多做研究。此后，我每年来京，都要去北大探望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每见季老，除了问我的教学和研究外，他都要询问边巴和达瓦的情况，他非常关心他的藏族学生。我告诉先生，边巴和达瓦在西藏大学藏语系开设“梵文课”，央金去了尼泊尔留学继续她的梵文研究，先生听了欣慰一笑，连声说，好啊，好啊！

1990年，我为了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留学，再次来到北大学习德语，借宿在文忠的宿舍里，而他住在北大南亚研究所季羡林所长的办公室里。屋子里到处是书，不大的办公桌上傫满了书，记得墙壁上挂着一幅沈从文先生的书法，字体工整，用笔细腻，字里行间，侵透出娟秀的女性气质。文忠坐拥书城，享受着阅读的快乐和思想的渴望，我想那是文忠最用功的时候。那时，他正在翻译周一良先生的《唐代密宗》，其中的一部分给了他宿舍里，正在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的史聪，史君一面费力地翻阅字典，有时问我一些佛教的问题，尤其是唐代佛教历史，我尽所能解答相关问题，但唐代密宗毕竟如此遥远，就像12世纪的阿底峡说吐蕃莲花生的密教一样，古老而神秘。

有晚，文忠告诉我说，“先生心情不好，经常独坐无语”。我在北大甚至听说，先生经常在未名湖默然流泪。我不知道，这些消息是否属实？那流泪，让我内心惶然地蹦出里尔克的诗句来：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反正，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与老师们的心情一样啊，都槽透了。用我老师洪毅然先生的话来说是：“时闻闷雷声，雨过天不晴”。

也就在这年，先生主编《神州文化丛书》，经恩师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的推荐，先生首肯我写《纳西文化》，那时，我着迷于纳西族东巴文化与藏文化的关系，所以与我的纳西族朋友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记得交稿后，我准备再去云南丽江和泸沽湖做田野调查，临行前，我去看望先生，话题自然是多彩的云南，先生得意地说：“郑和七下西洋，我八下云南”。我当时一愣，西南联大时先生在德国，他怎会多次去云南呢？先生告我：都是解放后去的。尤其是对郑和感兴趣，郑和是云南人，所以在云南举行过学术会议，我曾出席会议。先生说，你去云南请代我看望两个人，一个是马曜先生，一个是汪宁生先生。

尊嘱，我在丽江、泸沽湖、香格里拉白水台呆了一两个月后，返回昆明时，特意拜望了两位先生。汪先生我们是熟人，我每次来云南都要去先生家坐坐，讨教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问题，先生家的墙壁有两幅书法，一幅是史学大师顾颉刚书写荀子之语，另一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的诗词。先生和师母有时在家请我吃饭，有时陪我在饭馆吃米线，师生之谊，难以言表。在汪先生的陪同下我去看望马曜先生，他一听到季老问他好，非常兴奋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是同龄人”，并询问先生的身体情况，那话语中，我亦能感受两位同龄老人的深情厚谊。

大约1993年的时候，丽江纳西古乐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首次演出时，纳西族音乐家宣科先生和当时在社科院民族所的纳西族学者白更胜来找我，希望我代他们邀请季老、任继愈、阴法鲁、汤一介等先生出席音乐会。我不敢应诺，只好告诉他们试试看，带着请柬我来到北大朗润园拜望先生，先生得知此事说：这是件好事，但晚上学教有外事活动已经安排了，让我传转达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并祝贺演出成功。当时与我同行的有一位版纳来的傣族姑娘，先生一听她是云南傣族人，蛮有兴趣地说：“云南是个好地方，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都很美，傣族的贝叶经，民间叙事诗都值得研究。”记得临别时，先生又赠书给我，但他忘了那本书，老人家已送过我了，可我没好说，转手把书赠了傣族姑娘。

当时阴法鲁先生耳背无法听乐，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出国在外。只有任继愈先生如约而来，就坐我的前排。记得那晚瓢泼大雨，音乐厅内是宣科的妙语连珠和悠扬清雅的洞泾音乐。如今任先生也驾鹤西去，不知是两位老人家如约而去，还是上苍的顾念，让他们同去切磋学问呢？

任先生于我有恩，我的第一本小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在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一种，由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当时为了海外版的修改，先生曾约我商谈过几次，但我终究没按照先生的意见修改，让先生颇为不快，终于放弃海外版的出版权利。但我至今依然感念先生对晚辈的奖掖与关心。

在与季老的接触中，我发现，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十分重视。大凡藏学的一些重要会议凡邀请他的，他都会如约出席并贡献自己的思考。有一年，我从云南回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带我向先生赠送一本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画册，并请先生写推荐信参加评奖。先生看到这些研究成果，都非常的赞叹。告我三天后来拿推荐信。后来，画册得奖，云南的朋友表示感谢！先生却对我说：“那是云南的同志们工作做得好，我只是写封信而已”。

还有一回，云南学者杨福泉、李国文先生托我向先生赠书，先生仔细翻阅目录、内文和注释、引文，然后说：“不错，注释和引文都很规范。现在做学问的许多人，一点都不严谨，规范，这两本书还不错”。一本是杨福泉的《殉情》，另一本是李国文的《东巴哲学研究》。季老指着《殉情》说道：“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色彩浓郁的地方，神秘、浪漫、多情，为什么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为什么丽江的纳西族有那多的殉情呢？”我告先生：“那是明朝以后儒家文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孔孟礼教进入丽江后，与传统的自由恋爱婚姻间的文化冲突”。本想在这个问题与先生有更深的交流，但访客不断，我只好告辞。

记得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先生对世界古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高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有赞赏的，有怀疑的，也有提出批评和反对的。有一回，我在西藏和新疆游荡了大半年，回到北京，首先是探望我尊敬的金克木先生和季羡林先生。这似乎成了那些年我生活的一个惯例，一是看看老人家们身体安康否，二是把我游荡过程遇到的问题，一一向他们请教。

那次，先生刚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创刊号发表了他的新作“天人合一”新解”。我们话题自然也就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了。先生谈到了古人的解读，也谈到了今人的认识，如冯友兰，张岱年，钱穆等。好在这三位哲学家的大作，我都曾做过认真的细读，我喜欢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小史》胜于他后来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而张老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我看来，则可以弥补冯先生哲学小史的不足。互读起来，简直妙不可言，从中我得到愉悦心智的哲思，那是哲学的魅力。

先生提到，为什么中国古代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经战乱、却能弥久更新，绵延不绝？以致发展到今天。而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古代文明却都中断衰落了。依先生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起着巨大的溶解和调适作用。面对先生提出的大问题，自然，我一时无以作答，但我亦能理解先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思路与精髓。

先生对古代世界文明的分类，也使我想起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先生认为他们对于世界文明的研究和分类有他们的贡献，但他也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亚洲和东方文明的认知，他认为，从世界古代文明的范围看，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即：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

一、中国文化

二、印度文化

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

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

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这是先生晚年非常重要的文章，我以为对传统哲学的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思想贡献。

从我的角度看，我并不完全同意先生，以及其它学者提出的西方古代文明中人与自然完全对立、冲突的说法。其实，在埃及、巴比伦、还是希腊的古代思想中、既有强调对立冲突的观点，也有强调和谐统一的思想。人与自然，人与神完全对立吗？不，也不完全对立。神代表什么？其实神代表了自然，人与神的统一，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古希腊哲学讲究斗争，也追求一致与统一，所以，希腊的哲学家们最早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观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对东方乃至世界文明所做的伟大贡献，但并非中国所独有。

先生曾问我，在藏族和少数民族的古代哲学中有类似汉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吗？我脱口而出，当然有？“你说给我听听”，先生问道。于是，我将我熟知的藏族、纳西族、彝族、羌族等的古代诗歌中和文献中的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略述了一遍。例如，藏族古老的苯教文明中对于天地自然的崇拜，本教经书中对自然神灵的记述以及人与自然形成的供求关系。纳西族东巴经书中记载的祭天大典，祭祀地神仪式中对自然的敬畏和赞美，以及彝族、拉祜族古歌中反映的人与自然互惠关系等。

先生听后非常高兴，他甚至兴奋地对我说，这么形象生动的内容，你怎么不做研究呢？你是藏族，又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你应该写一篇“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来补充我关于汉族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研究的不足，先生说，你写文章，我给你推荐发表。这是先生当年给我布置的作业，我何敢拒绝，只好答应。临别时，先生特意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并在他的文章的题头上签名写上“桑吉扎西兄留念”，时间为1993年5月31日。

从1997到2000年，我为金克木先生编辑《梵竺庐》文集时，常去北大朗润园金先生家请教一些问题，有时也去看看季先生，不过那时去金先生家更多一些。有时，金老会问我，“去楼下了吗？”我答：“去了，先生身体不错”。老人家却背着手问：“看我那篇文章了吗？”“看了，但只是上篇，没看到您的下篇”。“那就别看了，最后一班车，末班车，我离八宝山不远了”。我站在先生家中，不知如何作答？

果真，2000年8月5日，我在西八里庄肿瘤医院陪伴弥留之际的老人家度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下午，当晚8点多，先生真的去了，坐着最后一班车，永远的去了。

在北大东语系的两位元老中，季羡林和金克木可谓并驾齐驱，金先生小季先生两岁，就学问而言，各有所长，都为大家宗师：一个是在德国哥廷根严谨的学院派训练中学习梵文，印度学；一个则在印度恒河边的圣地那烂陀随和尚学梵文，念佛经。一个翻译《罗摩衍那》，一个译校《摩诃婆罗多》。季先生博士论文为梵文《“大事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研究，金先生则在1945年研究《梵语语法“波你尼经”》，季先生1957年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金先生1958年出版英文版《中印友好交流简史》、《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季先生1959年翻译出版印度迦梨陀婆的《沙恭达罗》，金先生1962年翻译出版《云使》，1964年出版《梵语文学史》等等。
他们都是作家，翻译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一个闪耀着智者灵动的光芒，一个则散发着仁者道德的魅力。

他们研究梵文，也解读佛经，但有时眼光和思路全然不一：一个从内往外读，一个从外往内读，都有考辨，也有体验。既讲万法唯心，也讲唯物辩证。诸如，季老解读新疆发现《弥勒会见记剧本》，金老释读《概念的人物——介绍古印度的一种戏剧类型》。但做出的东西，却决然一流，眼光之远，境界之高，非后辈能及。

先生曾送我他的不少书，如《季羡林散文选》、《留德十年》、《牛棚杂记》、《季羡林小品》、《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就先生的散文而言，我最喜欢读的是《留德十年》和《牛棚杂记》，我欣赏先生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和抒情表达，对人，对事的描写和感悟。记得有天看望季老，先生送我他刚出版的《牛棚杂记》，辞别先生后我走在朗润园西边的小路上（我称这块地方是北大的枫丹白露）遇到一位老师看我拿着季老的《牛棚杂记》，便滔滔不绝给我讲述季老在牛棚里的逸事，可我并不知道这位老师是谁？那情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由于我对印度古代文明的兴趣，我非常关注上个世纪直到解放后学者们的著述。比如，许地山的《印度文学史》、向达先生解放前的《印度现代史》、（这里可以顺便说说，当年我在王府井旧书店买的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带到宿舍后，被喜欢书的钱文忠老弟看到，硬是让给他了），吴晓铃先生翻译的印度戒日王的《龙喜记》，黄心川先生的《印度佛教哲学》，徐梵澄先生翻译的《薄伽梵歌》，《瑜伽论》等。其实，我最早阅读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也不是季老的译本，而是孙用先生1962年翻译的《腊玛延那 玛哈帕腊达》，不过这个译本是节本，并不全。所以比较而言，最好的译本还是季老的翻译。

在先生主编的丛书中，我喜欢读《大唐西域记校注》，当然，这部校注的学术成就是集体产物，但不能不说有先生重大的贡献。别的不说，但就《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大师涉及到西域、中亚各国的民族语言与宗教信仰与民族习俗，不是熟悉和掌握梵文、吐火罗文、乌尔都等，就难以解释准确。

记得多年前，我读陈寅恪先生的论著时，曾看到陈先生也有想校注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的想法，但遗憾的是，先生失明已久，加之解放后历年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先生那有其机缘和心智呢？我一直私下窃想，倘若以陈先生的学识、眼光和语言天才校注和研究《大唐西域记》的话，那该是一个多大的思想与文化境界呢？

说到先生的佛学研究，我总有不少的疑虑和感慨。但同时也有那么多的赞叹和欢喜。自1995年我在中国佛教协会《法音》工作以来，与先生见面，谈的更多的则是佛教文化，藏传佛教，贝叶经等的内容。我在2006年《略谈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曾这样评价先生的佛教研究：

“我记得，我尊敬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例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我们对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纵观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除了翻译和文学创作外，有一大半是关于佛教研究的，其中包括先生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中涉及到的佛教文化问题。

诸如：《佛屠与佛》1947年。《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例》1948年。《列子与佛典》1949年。《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6年。《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年。《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1980年。《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1982年。《论释迦牟尼》1982年。《三论原始佛教语言问题》1984年。《商人与佛教》1984年。《论梵文本“圣德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1986年。《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年。《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1990年。《作诗与参禅》1992年。《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1993年。《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选》1995年。近年来出版的还有《季羡林佛学研究经典》、《禅与佛教文化》、《季羡林谈佛》，《佛教十五题》等。

我粗略地估计，仅先生的佛教研究的论着字数大约至少在100万字以上。即是今天阅读先生的佛教论着，还是论文，我依然觉得闪耀诸多的真知灼见，其学术见解和思想贡献，仍难有超越之处。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先生托人找我，但没找到。恰好有次去北大游荡书店，顺便探望了季老，先生见我说道；“我找你不到，你自己来了”。我忙问有什么事我可做的。先生说：你家在藏区，又在佛教协会工作，认识不少的活佛。我想让我的学生去藏区，最好是在你的家乡拉卜楞寺研究贝叶经，你能不能给我联系一下。我说可以。但我也告诉先生，藏区的喇嘛们把贝叶经视为《圣经》一般，有时根本不让外人看，再不要说让你研究了。先生听后紧锁眉头，沉思半响才说：“那是圣物，但不让信众了解认识，走到心里，《圣经》有何益？，不让研究，那佛教文化如何发展？”

先生嘱咐之事，我一直记挂在心。有次，我在拉卜楞寺特意拜望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并向活佛转达了季老的想法，活佛告诉我，“这是好事情，我们应该支持。”并告我说：“什么时候来人，你告诉我，我好安排，另外来的时候请北大方面开个证明，或介绍信之类的”。

听了嘉木样活佛的许诺，我十分快活，心想，先生得知此事一定会很高兴的。回京后，我马上去北大向先生禀告，季老非常高兴，但老人家告诉我，张保胜老师在国外，没时间去研究藏区的贝叶经。等他回国后找时间去。

此后，我多次去西藏各大寺院进行采访和研究，心里始终记挂着先生所说的梵文贝叶经。但时遇困难，有的寺院宁可供养，绝不示人。好在也有开明的大德喇嘛，让我拍摄他们珍藏的贝叶经。因此，我也曾翻拍过贝叶经，还有一些珍贵的吐蕃时期的佛教经书。但那时，先生已经住进301医院，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凸然地去侵扰先生不多的清梦呢？告诉老人家这些贝叶经是哪个寺院的。

1999年冬天，远在拉萨西藏大学藏语系的边巴和达瓦给我电话，说他们俩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一部《梵藏教程》，由于西藏难以找到合适的学者鉴定，一定要我去拜望季老，请老人家为本教材写个鉴定书。我听后自然高兴，这等好事先生岂能不写？

记得那些天北京落了一场大雪，校园内银装素裹，寒气和冰雪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校园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先生听说，边巴和达瓦编写完了教材，满脸喜悦，一时竟无语。我把材料交给先生，季老爽快地说，明天你来取。次日，我如约来季老家拿了鉴定书。先生说：“藏传佛教寺院里也有自己传统的梵文教学方式，但是学习的时间长，效率却不高。要是把大学里梵文教学方式和寺院的结合起来就好了。边巴和达瓦他们在这方面做的不错”。先生让我转告他们继续努力，有需要帮助的就与他联系。记得当时，我复印一份保留，然后将原件用特快专递发往拉萨。

果然，经过季老的推荐，边巴和达瓦编写的《梵藏教材》获得了西藏自治区学术奖。2000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教材已经成为西藏大学学习梵文的通用教材。

2001年时，我想为先生做个专访，把先生对佛教及佛教文化的思想全部发掘出来，为此，我又重新阅读我所能见的先生有关佛教方面的论着，仔细整理了一个采访大纲，涉及到20多个问题，怕问题太多，又精简到10多个。采访提纲写好后，我把传给了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等待先生的回音。不巧的是，那时先生身体欠安，我不敢多次催促，只好顺其自然，看因缘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电话给李玉洁老师，但李老师说访谈就别做了吧，让先生文字回答你的问题。此时，我好像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一个星期后，我收到李老师寄来的先生的一篇短文，看后多少有点失望。我想，先生该说的，估计已经都说了，而此刻的言说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先生的文字终于没有刊发。如今反省，我真是愧对九旬高龄老人的辛苦与认真。我祈望，先生九泉之下宽恕晚辈之过。

在日后，我所看到采访先生的访谈里，都没有将先生的佛教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给予深刻的阐释和发掘，对我而言，那始终是件遗憾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拜望先生，是为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瞻礼去北大讨扰季老，还有汤一介先生。那是2002年2月。先生欣然应允并题写了贺词：

“陕西西安凤翔法门寺，有千年古塔一座，年久倒塌，下面露出地宫，中藏唐代古物甚多，如来指骨舍利即在其中。初发掘时我曾陪同赵朴初居士前往鉴定，的确是稀世之宝。现在运往台湾瞻仰，大有益于海峡两岸人民之相互理解。    季羡林 2002年2月2日”

自那以后，我再也未敢惊扰过先生的病养。遗憾的是，我最终未能完成先生当年给我的作业《中国少数民族天人合一思想研究》，先生也未能派学生去藏区研究贝叶经书。还有，当年梵文班的达瓦早已不幸遇难，我也无法向先生禀告。回想往事，颇感愧疚！

其后，每每在电视、看到先生的微笑；在书店，看到先生的新书，我总感，那是一份欣慰和喜悦，那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存在。我看过，我听过，就已心满意足了，不必再跑301医院了。

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那么的朴素诚恳，待人以礼，奖掖后辈。有时先生陷入沉思，会显得木讷，我想那是仁者的德行。先生在我心里，像座山，伟岸挺拔，凝重超然，那是否是山东人的性格呢？像泰山一般，“海之依依，华夏之魂”。借用希腊人的话来说，那是“高贵的单纯，静默的伟大”。

如今，燕园凋落，智者难觅。想想我敬仰的那些可爱、可敬的老头儿们，却一一远去，朱光潜、王力、宗白华、王瑶、吴祖缃、周一良、王太庆、金克木等等。然而，他们又好像在未名湖畔蹒跚漫步，思考人生，为我留下难忘美好的永恒记忆。

我匆匆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季先生、任先生以及过世九年金克木先生深深哀悼吧！

愿三位先生往生净土，阿弥驼佛！

（2009年07月15日 佛教在线   文：桑吉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