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经典 | 传印长老：关于佛历纪年

编者按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2019年11月26日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上强调，宗教教义教规阐释是管方向、管根本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各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坚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做好教义教规阐释这篇大文章，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本会网站和公众号将陆续刊载佛教界对教义教规进行时代阐释的文章或视频。

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人物，其遗迹斑斑可考；既为历史人物，必定有其生年卒年。由于印度古史模糊和佛教南北流传记述差异，以致众说不一。此中，“众圣点记”和“阿育王即位”是两桩互不关联的史据，而考证结果一致。因此，国内外学者认为信凭性强，这已经为广大世人所接受。

据诸大乘佛教佛论，佛陀法身寿量无始无终；报身寿量有始无终；应身寿量有始有终。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应身，应乎众生机缘，示生此世，度脱众生，众生缘尽，佛则示灭。当今，愈来愈多的人们，对佛教有兴趣，他们经常对应化此世的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和入灭的历史年月抱有疑问；对此问题，如果弄不明白，便会影响到他们对佛教的兴趣和信仰之心的生起。有鉴于此，故为此文。

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教由释迦牟尼佛（Sakya-muni-buddha）创始。所以了解佛教时，首先便得从释迦佛开始。而当了解释迦佛这一历史人物时，首先是其生平、生卒年代问题。这关系着对佛教的如实了解和祛疑起信的重大问题。
　　释迦佛出生于印度北部地区，喜马拉雅山南面一城邦之国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诞生地为蓝毗尼（Lumbini），今属尼泊尔境内。其出家、修道、成道、说法、入灭等地，皆在恒河流域中、下游一带广大地域。有关释迦佛生平活动诸圣地遗迹，现在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人类共同文化遗产而予以保护。这证实释迦佛的确是一位历史人物。既为历史人物，自必有其生年与卒年，所谓佛历，便是据此而计算的。作为常识，应当知道中国汉地是以佛诞为佛历纪年；东南亚各佛教国家皆以佛灭为佛历纪年。
　　由于印度古代历史缺少明确年代的记载，对释迦佛的出生和入灭年代，没有直接史料可资信凭，只得从间接的旁证的历史资料中去寻找考据，故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林子青（1910—2002）《佛教纪元抉择论》中说：
　　其最旧与最新者两极端之差，竟有达两千零五十四年的，如西藏所传佛灭为公元前二四二二年，丹麦学者韦斯特加德（Westergard）考证佛灭于公元前三六八年。[1]

在近世考证释迦佛生卒年代的国际学者中，揽其大端，约有七十余种异说。异说纵多，于中加以筛选，吾人仍然可以得到信凭性较强的史据。为简明起见，据四说加以略述，可大体统其端绪。四说为：《周书异记》说、“众圣点记”说、“阿育王即位”说、《菩提伽耶碑记》说。

一、《周书异记》说
　　此说是中国汉族地区特有的传说，而与西域、印度无关。据《周书异记》说，释迦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或误记为二十四年），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或误记为五十二年）。
　　此说的来历：先是，约当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之时，出现了“老子化胡”之说。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载，襄楷向汉桓帝的奏疏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语，唐·李贤注云：“或言，当时言也，老子西入夷狄[2]，始为浮屠[3]之化。”
　　这是由于佛教传入我国汉地以后，影响渐大，尤其是佛教的博大精深，洞玄幽微，使汉土原来固有的道教，大为减色。为了抵制佛教，道徒为此“化胡”之说，以图将道教凌驾于佛教之上，用显其优异。到西晋初年（265），有道士王浮，据此“化胡”之说，演绎杜撰为《老子西升化胡经》，企图为“化胡”说正式建立宗教上的根据。十九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的《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第一云：
　　是时太上老君，以殷王汤甲庚申之岁建午之月（农历五月），从常道境，驾三气云，乘于日精，垂芒九耀，入于玉女玄妙口中寄胎为人，庚辰年二月十五日诞生于亳……生有老容，故号为老子……（周）桓王之时，岁次甲子，一阴之月，我（老子自称）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历年七十，示入涅槃。襄王之时，其岁乙酉，我还中国，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义等法。[4]
　　这种虚妄经籍的出现，惑乱视听，佛教徒自不容坐视不理，于是便有了把释迦佛生卒年代推向更古昔的情形出现。
　　三国时，谢承在《后汉书》中记佛在癸丑年七月十五日托胎于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考周庄王十年是公元前六八七年，是年系甲午而非甲寅（其先一年是癸巳而非癸丑）。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一，也依此为主说[5]。然而，道士王浮的化胡伪经称周桓王岁次甲子，老子令尹喜投胎为佛。桓王甲子是公元前七一七年，较谢记佛诞早三十年，是故不能据以肃清“化胡”的流毒，倒有反证“化胡”的可能。《历代三宝记》卷一，费注云：“先贤诸德，推佛生年，互有遐迩”，接着列举《法显传》、沙门法上（495—580）《答高丽国问》《像正记》、后（北）周沙门释道安用罗什《年纪》及《石柱铭》《众圣点记》等当时已经出现的佛诞年代诸说互异的情况[6]。可见，关于佛历纪年之异说，自汉魏以来，就已经出现。不过，由于道徒伪造《老子西升化胡经》的关系，由此以降，汉地诸佛史文献，率皆依《周书异记》之说了。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宋、元版本作卷二十四）《昙无最传》记载元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时，孝明帝召集佛道代表人物共为论议。传记说：
　　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二宗上殿，斋讫，侍中刘滕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义，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昙无最法师对论。孝明帝首先发问：“佛与老子同时否？”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为侍者，文出《老子开天经》。据此明是同时。”最法师问曰：“老子同（周代）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三年，在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简王四年为守藏吏，敬王元年，八十五岁，见周德陵迟，遂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约斯明矣。”最曰：“佛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经四百三十年，乃与尹喜西遁。此乃年载悬殊，无乃谬乎!”
　　斌曰：“若如来言，出何文纪？”（按这句语体译便是：“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又是根据什么史典呢？”）最法师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圣人，当明于佛；迥无文志，何耶？”最曰：“孔氏三备卜经，佛之文言出在中备。仁者识同管窥，览不弘远，何能自达？”帝遣尚书令元乂宣敕：“道士姜斌，论无宗旨，宜令下席。”又议《开天经》是谁所说。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就观取经。太尉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余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时加斌极刑，西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苦谏乃止，配徙马邑。[7]
　　以上是北魏·昙无最法师与道士姜斌的论争，据《周书异记》说，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北齐时法上法师也如是说（《历代三宝记》卷一谓法上引《穆天子别传》而说）。又唐·法琳（572—640）法师于武德五年（622）向唐高祖李渊上《破邪论》，论文中引《周书异记》云：
　　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苏由对曰：“有大圣人生在西方，故现此瑞。……一千年外，声教被及彼土。”昭王即遣人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见西方数有光气，先闻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扈多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衰相现耳。”[8]
　　以上为法琳所引《周书异记》内容，然而，《周书异记》一书被历史学界认为是一部来历不明的、缺乏历史根据的书。《汉法本内传》，亦无明确来历，谓有五卷、既无原书流传；并且，隋以前，不见著录，多半为南朝梁代天监年间（502—519）产物，被引据用以与道徒的论诤。由于政治的、历史的等原因，佛道二教时有争论，有时争论得很激烈，各为护持自教，抬高自己，压倒对方，以有利于自教的存在和发展。于是道教徒首先炮制出《老子西升化胡经》。针对这个情况，也就有《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的出现，这几乎是近现代历史学者的一致看法。由是，自隋唐以来，如隋代的《历代三宝记》、唐代的《广弘明集》、北宋的《佛祖通载》、南宋的《佛祖统纪》诸书，皆依《周书异记》记载。这样，佛生于周昭之世，灭于周穆之世的传说，也就成为一千多年来汉地遵信的说法。公元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二三年时，我国佛教界还曾隆重举行过佛诞二九四〇年和二九五〇年的纪念法会。乃至于今，汉地有的丛林大刹仍然沿袭信奉此说。惟此说既为汉地许多佛教徒所遵奉，已经约定俗成。鉴于历史、学术、知识等条件，亦不必轻率为之改易，纵不合于信史，吾人知之即可耳。早些年刊印的某些佛书，还有据此记载佛历年代的，现在似乎不多见了。

二、“众圣点记”说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记载，南北朝时代的南朝齐武帝（萧赜）之世，有外国沙门僧伽跋陀罗（Samghabhadra）译出汉文《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并传述“众圣点记”之事。
　　按佛律规定，比丘僧团，每年雨季，要结夏安居九十天，圆满之日举行诵戒自恣。佛在世时，由佛亲自主持这一重要的法事。佛灭度后，由上首弟子主持，为缅怀导师佛陀离开我们入于涅槃和自勉道业，从佛灭的当年开始，安居解制诵戒后，便在律本上，点一个点，以记年数，以后年年如此。经过九十天安居修行的比丘僧众，每多获证圣果，或已证圣果者今更深证。由这样的圣僧下点，故曰“众圣点记”。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文云：
　　武帝世，外国沙门僧伽跋陀罗，齐言僧贤，师资相传云：佛涅槃后，优婆离（Upali）既结集律藏讫，即于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花供养律藏，便下一点置律藏末，年年如是。优婆离欲涅槃，持付弟子陀写俱。陀写俱欲涅槃，付弟子须具。须具欲涅槃。付弟子悉伽婆（Siggava）。悉伽婆欲涅槃，付弟子目犍连子帝须（Maudgalbutra ticva）。目犍连子帝须欲涅槃，付弟子旃陀跋阇（Candavajji）。如是师师相付，至今三藏法师（觉音，Buddhaghosa）。三藏法师将律藏至广州，临上舶，反还去，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罗。僧伽跋陀罗以永明七年庚午岁[9]七月半夜，受自恣竟，如前师法，以香花供养律藏讫，即下一点。当其年计得九百七十五点，点是一年。
　　梁大同元[10]年，赵伯休于庐山值苦行律师弘度，得此佛涅槃后众圣点记，年月讫永明七年。伯休语弘度云：“自永明七年以后，云何不复见点？”弘度答云：“自此以前，皆是得道圣人手自下点；贫道凡夫，止可奉持顶戴而已，不敢辄点。”伯休因此旧点下推至梁大同九年癸亥岁（543），合得一千二十八年。房依伯休所推，从梁大同九年至今（隋）开皇十七年丁巳岁（597），合得一千八十二年，若然，则是如来灭度始出千年。去圣尚迩，探可庆欢。愿共励诚，同宣遗法。[11]
　　按齐武帝永明七年，为公元四八九年，众圣点记共计九百七十五点。这就是说，释尊涅槃以来，到公元四八九年（齐永明七年）已经过了九百七十五年。将九百七十五年减去公元以后的四百八十九年（975-489=486），余数便是公元前的佛灭年数，即公元前四八六年为佛灭之年。
　　这一传记，是值得重视的史料。为什么值得重视？因为用这一传记史料计算出来的佛入灭年代，与用另一独立史料考证阿育王即位年限并据以计算出来的佛入灭年代相符。

三、“阿育王即位”说

阿育王（Asoka，此云无忧）是公元前三世纪时印度孔雀王朝（Maurya）第三代国王。当时，他统一了除印度半岛最南端一小块地方的全印度。他大力弘扬佛教，并使佛教超出印度本土而走向国际。他留下的许多摩崖、石柱、石窟、石板镌刻的法敕铭文，公元十四世纪以来，被陆续发现，经众多的国际著名学者苦心研究，其内容终得大白于世。其中摩崖法敕第十三章，记述了阿育王即位后第十一年时派遣大德使者到地中海周围的五个国家去传布佛教。法敕中刻记了这五个国家当时在位的国王名字：安提约柯王（叙利亚国王）、托勒密王（埃及国王）、安提盖尼王（马其顿国王）、马迦斯王（克莱奈国王）和亚历斯大勒王（爱毗劳斯国王）。根据西洋历史考查这五国国王同时在位期间为四年，便是当公元前二六一至公元前二五八年间。就是说，阿育王派遣到这五个国家去的传教使团，在公元前二六一年至公元前二五八年这四年间有与这五位国王相会的可能性。阿育王法敕说是他即位第十一年派出的传教使团，那么，由此（前261—前258）提前十年（不算当年），即公元前二七一至公元前二六八年。阿育王的即位，便限于这四年（前271—前268）之间了。
　　考查阿育王即位年代，与佛历纪年有什么关系呢？如所周知，佛教有南传和北传两大系统。南北两传皆有关于阿育王即位于佛灭后若干年的记载，是故，只要考得阿育王的即位年代，便可以得知佛入灭之年了。
　　一、南传：阿育王即位于佛灭后二百十八年说。记载此说现存最古的文献是觉音（Buddhaghosa）三藏的《善见律毗婆沙》[12]和佚名的《岛史》（斯里兰卡史）[13]。这两部文献成立于公元四五世纪。这是南传佛教的古说。
　　二、北传：阿育王即位于佛入灭后一百十六年说。记载此说的现存最古文献是《阿育王传》[14]和世友（Vasumitra）尊者的《十八部论》[15]。这两部书成立于公元前一世纪。这是佛教北传经罽宾（今克什米尔）流传的古说。
　　由此推算，若据南传，佛入灭后二百十八年阿育王即位，是即由公元前二七一至公元前二六八年上溯二一八年，即公元前四八九至公元前四八六年。是为佛入灭之年限。若据北传，佛入灭一百十六年时，阿育王即位，是即公元前三八七至公元前三八四年，为佛入灭之年限。
　　由于南北所传的佛史文献在这个问题的传述上，出现百余年之差，所以迄至今日，国内的、国际的学者之间，意见不一。更加以在考证时，或计入当年，或不计入当年等，产生年头年尾数字差异。又传记中说，阿育王先行即位，经过四年方依古礼举行灌顶仪式正式即位。这样，就又导致出现四年（计入当年）或三年（不计当年）数字上的差异。比方说，当代著名的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就主张采用北传之说更加上三年（由先行即位至灌顶即位的四年而不计当年）的最上限年（387+3=390）说。然而，太虚大师于一九三四年撰写的《佛元抉择论》一文则是依《菩提伽耶碑记》，以公元前五四四年为佛入灭之年代[16]。可见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颇令人莫衷一是。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依南传，佛入灭二百一十八年后阿育王即位，用阿育王即位的最下限年（前268）所考结果为公元前四八六年，则恰与前述“众圣点记”之说相符。“众圣点记”和“阿育王即位年代”是两桩互不干涉、各为独立的史据，其考证的结果却相一致。这样情形在历史的考证上，特别是在史料不易获得的古史考证上，颇值得珍视，信凭性较强，不言可喻。
　　二十世纪前半期间，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1866—1945）、渡边海旭（1872—1933）和增谷文雄（1902—1987）等，就此课题进行过两年时间的专门调查研究，并发表了研究结果的报告。一九三四年，日本举行佛诞二千五百年纪念，便是采用这一研究成果：佛入灭于公元前四八六年，加以佛住世八十年，再加以公元一九三四年，共计为二千五百年。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1848—1920），据《菩提伽耶碑记》以公元前五四四年为佛入灭之年，印度学者所著《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便是以公元前四八六年为盖然性的佛入灭年代，以公元前五四四年为传说佛诞生年代。我国佛教界在一九二三年据“《周书异记》说”举行佛诞二千九百五十年纪念时，发表了一个年表，确定采用公元前四八六年佛入灭之说，这不仅较印度早数十年，也较日本早十余年。
　　既已考得佛入灭年代，由此上推（佛住世）八十年（不计当年应为七十九年；486+79=565）即为佛诞之年。释迦佛诞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入灭于公元前四八六年，这一结论，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定。日本著名学者望月信亨（1869—1948）主编，一九〇九年出版，迄今仍占国际权威地位的《佛教大辞典·佛教大事年表》至一九三七年第三版出版时，始确定采用此说。

四、《菩提伽耶碑记》说

菩提伽耶（Buddha-gaya），亦作佛陀伽耶，或云觉场。是释尊成道地，位于恒河中游之南，属古摩竭陀（Magadha）国境内。这里发现古遗碑文，是为《菩提伽耶碑记》。碑记传说佛入灭之年有二：第一说为公元前四八一年。以此印证“众圣点记”说，仅相差五年。第二说为公元前五四六年。大概由于历法计算等差异，此第二说传播于泰国（Thailand）、柬埔寨（Cambodia），便成为公元前五四三年，传播于斯里兰卡（Sri Lanka）、缅甸（Myanmar），便成为公元前五四四年；彼此虽有两三年差异，实同一源所传。一九五〇年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WFB，简称“世佛联”）在缅甸召开第三届大会时，通过以公元前五四四年为佛入灭之年，即是根据斯里兰卡、缅甸所传者。根据这一决议，一九五六年在印度隆重举行了佛入灭二千五百年的国际纪念法会，我们新中国也派团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刊物《现代佛学》发行了纪念专号。由于这是国际性的约定，具有普遍的影响力，现代佛教界及其出版物，几乎皆用这一佛历纪年，今年二〇一〇年为佛历二五五四年，即由此而来。
　　《菩提伽耶碑记》之第二说，公元前五四六年，较本文前述“众圣点记”说、“阿育王即位”说，所考之公元前四八六年，多出了六十年。这也是史学界难弄清的问题之一。当代佛学名家印顺法师（1906—2005）说：
　　古代传说的佛灭纪年，彼此相差不是一百年，便是六十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17]
　　又一当代佛学名家吕澂（1896—1989）先生认为：这也许与印度历法用木星纪年以六十年为一周的计算法有关。假使对一个年代的周期没有掌握得准确，一个差违便是上下了六十年。这在我国佛教史籍里，用甲子纪年计算时，就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错误。譬如，宗喀巴大师诞生于丁酉，这本来是元代至正十七年的丁酉（1357），却也有人没有弄清第几个甲子，便以为是明代永乐十五年的丁酉（1417），如是便有六十年的出入。从“点记说”的公元前四八六年，错一周便成公元前五四六年，这是很有其可能性的。[18]
　　不过，这一说法也只能是推测，而不能为结论。
　　佛教流传，纵横时空，年史久远，地域广阔；国际性强，民族、文化、伦理、风俗等，丰富多彩，众多因素错综复杂，加以印度古史，几近于模糊状态。使得佛历纪年，本应统一起来，实际上却不能一致。我们似乎只有用这样态度来看待了：国际约定是一回事；各国、各地区信奉自己的传说是一回事；历史学术考证是一回事。

由于佛教宏伟精深，富包容性；由于释迦佛陀确实为历史人物；由于佛陀人格（亦即佛格）至高无上、究竟圆满；使这些异说互无冲突，不相妨碍。譬如，一九五六年泰国和柬埔寨参加了印度纪念佛灭二千五百年法会，于翌年，即一九五七年他们又根据自己国家所传的公元前五四三年说举行了佛灭二千五百年纪念法会。又如，南传佛教各国和中国西藏、蒙古以及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都把佛陀的诞生、出家和涅槃的日子，定于每年的四月十五日，为月圆日，名卫塞节（Vaicakha），用以纪念和象征至高无上的伟大的佛陀具足圆满一切功德。
　　（此文收在日本佛教大学福原隆善先生古稀纪念集《佛法僧论集》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五日刊）

附:尼泊尔发现佛祖诞生地遗迹释迦牟尼诞生时间或提前几百年[19]
　　[埃菲社巴黎11月26日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五日发布公告称，一个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佛教圣地尼泊尔蓝毗尼的考古发现显示，释迦牟尼诞生时间比过去认为的要早数个世纪。
　　考古人员在一个砖结构庙宇建筑下方发现了此前未知的木结构建筑遗迹，而且两者中央都有一块没有屋顶的空地。这些遗迹的布局与释迦牟尼诞生的场景描述一致。
　　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王后前往自己父亲的王国途中，在蓝毗尼园抓着一根树枝生下释迦牟尼。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蓝毗尼展开了研究。
　　此次发现的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这是第一次发现与释迦牟尼生平和佛教起源有关的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考古遗迹。
　　英国达勒姆大学的罗宾·科宁厄姆教授指出，过去一些专家一直认为释迦牟尼出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科宁厄姆与尼泊尔历史学家柯西·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共同领导了这次发掘工作。
　　科宁厄姆和同事认为，这个年代更久远的木结构神庙中央可能曾经有一棵树，后来在其上方修建的砖结构神庙中央同样有一块没有屋顶的空地。树根的存在证实了科宁厄姆的猜测。
　　蓝毗尼于一九九七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年接待数十万的朝圣者。该地很久以前就被认定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公元六世纪前后，曾有大量朝圣者前来。据当时的中国朝圣者记载，这里曾有一棵树。
　　中世纪这里遭到遗弃并被森林掩盖，一八九六年再次被发现。当时，人们通过发掘出一根砂岩石柱查明并确定这里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这根石柱记载了阿育王前来朝拜的经过。

[1]参见张曼涛主编：《佛灭纪年考》，《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7册，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2]夷狄：古时对少数民族的泛称，此则称位于我国西方的印度。

[3]浮屠：为佛陀一词在汉代时的古译。

[4]《大正藏》第54卷，第1266页中—1267页中。

[5]《大正藏》第49卷，第23页上。

[6]《大正藏》第49卷，第23页上。

[7]《大正藏》第50卷，第624页下—625页上。乂，音yì。

[8]《大正藏》第52卷，第478页中。

[9]印按：庚午系己巳之误，是年为公元四八九年。

[10]元，应作九，见下文。

[11]《大正藏》第49卷，第95页中—下。

[12]《大正藏》第24卷，第679页下。

[13]《岛史》：据斯里兰卡大寺所传史料编纂于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初。

[14]《大正藏》第50卷，第99页下。

[15]《大正藏》第49卷，第18页上。

[16]《太虚大师全书》。

[17]印顺:《妙云集·佛教史地考论》，第201页。

[18]吕澂：《谈佛灭年代》，参见张曼涛主编：《佛灭纪年考》，《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7册，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

[19]这篇新闻报道证实了南传佛教历史记载的佛出世年代是正确的。参见《参考消息》2013年11月28日。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 202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