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精神对推动佛教中国化

“湖北实践”的现实意义

1600多年前，东晋高僧法显远涉重洋，历尽艰险，实现了西行求法的伟大壮举。在他人生的晚年，驻锡荆州辛寺（即今天王禅寺），完成了《佛国记》的著述，翻译了多部重要经典。在此期间，他结合当时汉地佛教界律论缺乏的实际，先后在荆州天王禅寺、皇甲古刹等寺有针对性地宣讲《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经典，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探索。这位被梁启超先生称之为“西行取经第一人”，鲁迅先生赞誉为“中华民族之脊梁”的伟大先驱者，他身上所表现的崇高精神，对荆州佛教、湖北佛教乃至中国佛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推动佛教中国化“湖北实践”走深走实走深走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法显与荆州天王禅寺的佛教因缘

法显（约公元334年——420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人，二十岁时受比丘戒。当时佛教传入汉地已有260多年，他常慨叹律藏传译未全，佛教不能融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弘愿。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30余国，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于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带着收集到的大批梵文经律文本，经海运从青岛崂山登陆归国。法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驻锡荆州辛寺（即今天王禅寺。关于天王禅寺与辛寺名称上的对应考证，另文论述。为方便读者，以下天王禅寺即指辛寺。），并在此圆寂，终年86岁。

1、最终完成了《佛国记》的著述

关于《佛国记》的著述地，史学界众说纷纭。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一致认为《天王禅寺志》的记录可为的据：“显法师驻锡天王，续著《佛国记》，终付梓。”这段珍贵的史料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法显在驻锡天王禅寺后，继续著述《佛国记》，并最终付梓；二是法显在驻锡天王禅寺之前，可能完成了《佛国记》的部分著述。

《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传》等。在这部著作中，法显以自己西行的历程为线索，以西域以及天竺佛教为记述主体，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五世纪初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概貌，是研究古代南亚史、中亚史、佛教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佛国记》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2、翻译并宣讲《大般泥洹经》等律藏

法显终其一生，念兹在兹的是当时汉地佛教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法显认为，佛教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有律藏作保障。他在《佛国记》中对西行求法的原因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其实，在法显之前，已陆续有一些戒本传入中国，但是没有一部是完整的。公元416年，即法显在取经回国后的第三年，在建康（即今南京）开始翻译《大般泥洹经》，因有人怀疑其传本的真实性，法显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难于继续住锡建康，被迫以近八十高龄之躯，西上荆州。

法显驻锡荆州天王禅寺后，仍积极从事译经事业。据《高僧传》（卷第一）《天王禅寺志》《荆州皇甲古刹碑记》等史料记载，法显在天王禅寺不仅完成了《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律藏的翻译，还先后在天王禅寺、皇甲古刹等两座寺院对这些律藏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契理契机地宣讲，对汉地佛教作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阐释。他极力倡导的“涅槃实相”“佛性实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理论，与当时广为流行的般若性空之学相得益彰，与当时日渐兴起的玄学思想相辅相成，故而被当时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佛教在荆州的传播。对此，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评价说：“开中国佛理之一派，至为重要。”

二、法显对荆州和湖北佛教的影响

法显驻锡荆州天王禅寺，并在这里最终完成了《佛国记》的著述，翻译并宣讲了《大般泥洹经》等多部重要律典，直接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这是荆州天王禅寺和荆州佛教的一个大事因缘，在荆州佛教乃至湖北佛教的发展史上，书写了极其精彩和重要的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荆州和湖北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不可替代的奥区，就是因为早在1600多年前，法显在荆州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1、法显对荆州佛教的影响

在法显的感召下，荆州这块佛教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吸引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文化高僧、名流居士和著名佛教文化学者。正是他们，在这里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新阶段，使荆州佛教始终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而得到健康传承，如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荆州名士刘虬、来荆州弘法的求那跋陀罗及宝亮、僧迁等高僧，在荆州精研佛理，翻译经典，宣扬律学，使荆州一度成为当时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奠定了荆州佛教在湖北乃至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法显对湖北佛教的影响

法显在荆州天王禅寺宣讲《大般泥洹经》这部律典，不仅促使佛教流布教化，咸使见闻，而且还引发了时人对佛教适应社会发展的思考。南朝梁僧祐法师曾指出，“法显后至，泥洹始唱，便谓常住之言，众理之最，般若宗极，皆出其下。”（《弘明集》卷第十二）关中四圣之一道生法师受法显翻译的《大般泥洹经》启发，“唱阐提之人皆当成佛”之说，孤明先发，使涅槃佛性思潮一时竞起，妙有渊旨，真俗圆融，精练空有，天华坠席，顽石点头，为后世禅宗在湖北的光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禅宗在湖北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并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是与法显佛教戒律中国化在湖北的实践分不开的，一方面是与湖北历代禅宗祖师大德究竟佛理，溯源辨析，阐发新意的理论建设是分不开的，“通言华梵妙达文筌，扬导国风开悟邪正”（《高僧传》卷第三），可以说，创新和适应是湖北佛教中国化历史脉络的一个鲜明特色。

三、法显精神的现实意义

法显一生的弘法经历，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推动佛教中国化。他与荆州天王禅寺的佛教因缘，是荆州佛教的宝贵财富，也是湖北佛教历史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救度苍生的慈悲、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回的意志、孜孜不倦的进取、深厚真挚的情义、心系桑梓的情怀、舍死忘生的胸襟、不守成规的创新的伟大精神，赋予了荆楚历史文化深厚的底蕴，同时也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不仅鼓舞了历代的佛教信徒，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起着重大的激励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对推进佛教中国化“湖北实践”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湖北佛教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历史上不仅留下了法显、道安、慧远、智者及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一大批祖师大德的弘法足迹，还涌现出了以太虚、昌明、本焕、净慧、道根、明玉、常乐、宽莲、慈学等为代表的近现代著名高僧，他们的佛学思想和弘法功德，是湖北佛教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深入挖掘、有效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一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从不同维度共同探讨“佛教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进一步推动佛教中国化“湖北实践”走深走实，是摆在湖北佛教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湖北省佛教界制订了《湖北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成功举办了禅宗文化论坛、道安论坛、药师信仰高峰论坛、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戒律学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等多个学术研讨活动，成效显著，令人瞩目。

鉴于法显与荆州天王禅寺的深厚因缘，法显精神在当代社会的独特价值，近年来，荆州市委市政府和荆州市民宗委高度重视天王禅寺的重建和发展，积极推动法显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引起了省内外佛教界上层人士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省民宗委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毋庸置疑，此举对于弘扬法显精神，传承法显文化，丰富新时代湖北佛教中国化实践内容，推动佛教中国化“湖北实践”走深走实，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湖北省佛教协会理事、荆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荆州市荆州区佛教协会会长、荆州天王禅寺住持）

来源：荆州市荆州区佛教协会 2023-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