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越中杂识·祠记·府城隍庙》所载：府城隍庙在卧龙山西南之巅。神为唐初越州总管庞玉，从太宗力战有功，出任越州，威望甚著，惠泽在民。及卒，邦人怀之，祀为城隍神。梁开平中，吴越武肃王上其事，封崇福侯。南宋时，加封昭祐公，进忠应王。明初另祀于山麓。清康熙中，郡守俞卿重修上下两庙。乾隆五十六年，郡守李公亨特重修上庙。

钱武肃王城隍庙碑、南宋敕书碑尚存，又柯桥镇有城隍行祠。

另据朱关甫同志《绍兴宗教》引《道教精萃》记载：在中国古代建国之时，范土为城，依城凿池曰隍。城隍为守护城池之神。城隍既为民众心目中的“阴间地方长官”，对生前治理过本地方的名臣良将，希望他们仍和在世时一样护佑黎民百姓，泽被一方安宁，因而立为城隍神。这就表明城隍神是当地人民推荐拥立的，生前有德于民，死后民立为神。绍兴府城隍神庞玉就是如此。除柯桥有城隍庙，据说是“行宫”外，安昌镇东市、斗门三江十字街也有城隍殿，其他如秦望山腰的崇福侯庙等亦祀城隍神，只齐贤镇石佛寺内的城隍殿，祀的不是庞玉而是钱镠，并称之为机神菩萨。这是由于钱镠提倡纺织所致。

绍兴城内府山山巅的上城隍庙，虽经清代康熙、乾隆二度重修，但笔者幼年已无所见，而山麓的下城隍庙，是笔者幼年玩乐的去处，因笔者老家就在府城隍庙前24号，这里亦是我1928年的降生之地。现在的偏门直街当时分段有小地名，自东而西有脂沟汇头、法院前、大小郎桥、府城隍庙前、文武司前、燕家弄口、马家桥、清凉桥、土地庙前(常禧坊土地庙)、城门口、龙舌嘴等。当时的旱偏门，有人还在叫常禧门。

下府城隍庙正对小郎桥，面临街衢，庙宇直抵府山山麓，直径在500米以上，东面与福庆庵接界。西面与虞姓大宅人称歪摆台门相连，门面有东、西两辕门，西辕门口靠右有一碑亭，中立一碑，碑上四个大字“高风亮节”，上款题为“刘念台先生誌记”，下款为立于清代的年月。这大概为纪念刘宗周(字念台)在龙山书院讲过学的缘故。辕门中壁很高，也很开阔，记得壮丁名单都公布于此。进入辕门，是一块石板道地，小时常在这里滚铜板、劈洋纸、扽铜钱，是儿童们的游乐天地。中间在一壁阁，塑着一位满身金甲的神祗，人们称他为王灵官，据称他是管鬼的。而道地前有与道地等长的一排台阶，约十余级，宽可30余米。上台阶是头山门，中是通道，左右有屋两间，原为庙祝住处，后因建义仓，成为仓管人员房间，这个山门的平台，宽亦有10米左右，长与道地等齐。进头山门后，是长可50米的甬道，东面是福庆庵庵宇，西面有曹道士、潘姓、赵姓等宅的门面，他们的住宅连通文武司台门。甬道尽头，左右有通路，路口各有拱门，左面拱门内有碧霞元君祠，供女神碧霞元君，是道教中掌管疾病、生育之神；右面拱门内建有鲁班先师殿，是建筑行业的祖师。二山门口有左右石鼓，石鼓置于石墩之上，因系太湖石凿成，光滑透凉，为儿童们爬上溜下的玩物。二山门有门四扇，只开中间两扇，门槛较高，类似越王台。进门左右原为一排厢房，为香客的食宿之处，民国二十二年，这里改建成义仓，因房屋高大，廊沿宽阔，每间大小差不多，而长达50多米，确是仓储的好区处。与之配套的是府城隍庙前面的府河(称玉带河)在小郎桥沿岸建起粮船停泊码头和长达百米、有十二级台阶组成的踏道，便于粮食上岸。而运粮船是“灰塔锚”，百吨大船。可见当时府河水深程度。

义仓尽头则是一马平川的大殿前广场。跨过八扇殿前门的石门槛，眼前是广场正中的大香炉和烛排，广场两旁是侧厢，有红漆木栅拦着，左厢为勾魂使者、夜叉等，右厢为日游神、夜游神和牛头、马面等塑像。进大殿，正中为城隍神坐像，紫袍金带，塑像庄严肃穆，神龛有帷幔，龛前有石案桌，长与龛齐，桌前为丹墀，墀下设拜墩，神龛上方悬匾曰“保境安民”。为里人共立。具时为明永乐庚子岁。案桌左右各有一名仲神，文簿打扮，手执笔簿，塑像围以木栅。琉璃油灯高悬殿中，两旁朱红木栅后面各塑四名皂隶，手执红漆竹杖，一字排列。殿柱上有楹联，梁横上有挂匾，多为“佑我黎民”、“八邑屏障”等字样。从神龛左右转入后殿，右边建有“奈何桥”、“血污池”、“望乡台”诸种轮回报应的设施，右边则塑有黑、白无常，殿中塑有十殿闫罗坐像，各有其名。后殿主要是十八层地狱的堆塑，生前作恶之徒，死后要在血污池、十八层地狱中受到各种惩罚；而行善之人，死后有接引童子手持接引幡，伴以仙乐，接引过奈何桥，不会失足落入血污池中而受罪。这里的阴司布局，可与江桥头老狱庙相埒。后殿两侧有偏门，出门缘石级可直达府山西冈。

绍兴府城隍庙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非山阴城隍庙和会稽城隍庙所可比拟，而且因建过义仓，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抗日战争开始后，因军需日繁，军粮孔亟，义仓成了空仓，管理人员亦撤走，正好成了国民党驻军的营房，曾驻有一个连队。等到日寇侵占绍兴，日军在府山上驻兵，把泰清里的绍兴中学附属小学校舍作为司令部，而以为城隍庙内驻过国民党军队，就肆意破坏，拆毁殆尽，偌大的庙宇竟成了一片瓦烁场，连同鲁班先师殿、碧霞元君祠亦不幸免，最后连福庆庵亦毁于一旦。

绍兴民间俗语有：“城里城隍庙，城外土地庙”的说法，土地庙就是社坛所在，社坛的历史可追溯到古越大禹时代。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记有：“巫里，句践所徙巫为一里，去县二十五里。其亭祀今为和公群神稷墟”。《史记·封禅书》云：“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淮南子·汜沦训》载：“禹劳天下，死而为社”。作为华夏民族的开国之祖，大禹生创社祀，死为社神，实属势所必然和理所当然。据此，大禹还是土地神之鼻祖。古代祭地曰：“禅”，土地之主曰“社”。所以土地庙从此时就诞生了。

至于城隍神的产生，有人以为起始恐是明代的事。据吕洪年《浙江风俗大观·杭州城隍周新》一文中说：“明朝开国以来，朱元璋竭力利用民间信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曾下令仿照各级官府衙门的规模来建造城隍庙，要各级官员赴任时，向城隍宣誓就职，借以强化各级地方官的地位及其行政权力”。又说：“城隍神是我国民间崇信的重要神灵之一，它以守护城池、保障治安、掌握水旱等为主要职司。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姚福均的《铸鼎余闻》卷三：“各处城隍皆以人鬼实之。苏州《中吴纪闻云春申君，镇江《陆游记》云纪信，宁波袁桷《延祐四明志》引旧志亦曰纪信。又昌国州城隍，宋建炎四年赐额曰‘惠应’引归志云乡人茹侯。燕都《月令广义主》云文天祥，后为杨椒山……”而杭州城隍据清光绪三十二年印本黄斐默的《集说诠真》所引《琅琊代醉篇》载，是明永乐(明成祖年号)的清官周新。据此。则南宋建炎(宋高宗年号)时昌国州已有城隍神，那么起始不是明代的事了。可能还在南宋以前，但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统治而推广建造城隍庙，从此城隍神地位显著提高，所以城隍庙香火鼎盛，而且庙宇宏敞。

在道教的《道教精萃》中把城隍神列为道教的神祗，而“轮回之说”则属于佛经的说教。城隍庙后殿的十殿闫罗和十八层地狱以及轮回设施，应是佛教范畴。在我国，道教是“国货”，佛教是“舶来品”，但从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凭统治者皇帝的爱好和治理百姓的需要，有时重道抑佛，有时又重佛抑道。南朝的梁武帝萧衍，信佛到自身剃度，既当皇帝又当和尚，天下(南方)遍兴佛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佛教大兴。而唐代，由于唐高祖李渊，认道家的祖师爷李耳为祖宗，道教大盛，王子公主多去道观镀金，李隆基为了夺媳为妇，杨太贞当过女道士；长孙无忌的媳妇，堂堂公主，竟在道观里修她的“逍遥道”。可是，到了中唐后期，唐德宗又好佛恶道，大迎“佛牙”，京兆尹韩愈，一道《-迎佛牙疏》，触怒了他，只落得个贬到偏远荒凉的潮州，去祭鳄鱼去了，“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只得“自食其果”。

大概城隍庙大兴于明代，朱元璋这位从皇觉寺出来的小沙弥，一旦风云际会，居然坐上了明太祖的宝座，懂得百姓的心理，怕神怕鬼，所以大兴城隍庙，巩固其大明江山。如此而已。

绍兴府城隍下庙，是应运而生的吧！

（2008年04月08日中国柯桥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