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汉朝的丝绸之路，将中国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播向世界。2000年来，丝绸一直是中国的代名词，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正是丝绸，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无独有偶，就在这一时期，另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china）孕育而生，她便是中国南方浙地的越窑瓷器。事实上，丝绸之路与越窑瓷器并无直接关联，可丝绸之路巨大的文化扩张力带来了中国文化全新的面貌。东汉末年，正当浙地为烧成中国第一件瓷器而庆幸时，在丝绸之路上逆行的一支文化血液正渐渐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母体之中，作为工艺美术里的一朵奇葩，也没有逃脱被浸润的命运，它，正是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最为成功的佛教。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广为盛行。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佛教起初的传播不是靠深奥的教义，而是通过图像和宗教仪式，因此作为造型艺术之一的瓷器更易被接受。佛教进入美术领域，在早期的四川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西南地区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地区之一。越窑瓷器受佛教的影响，据考古数据表明约在三国时期。1990年3月在浙江绍兴福全镇王家山遗址出土的三国越窑瓷罐，明显受佛教影响；这件越窑青瓷，直口、平唇、斜肩、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是联珠纹，斜方格网纹，间隔弦纹组成的花纹带，肩两旁置竖耳一对，另两旁堆贴小佛像各一个；佛像结跏趺坐，螺发肉髻，脸部方正，身披袈裟，双手置胸前，执佛珠一串，上有头光一圈。但后来的西晋时期，在绍兴畚箕山、娄家坞、九岩、馒头山等西晋窑址出土的器物少有佛教影响的痕迹，纹饰多为压印弦纹、斜方格网纹和花蕊纹；此外在浙江其它地方和江苏部分地区的西晋墓葬出土的越窑器物中也少有佛教的遗痕。但这一线索在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上得到了延续，这件印贴佛像的越青瓷器是在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西晋残墓中出土的〈盘口小壶〉，高6.7公分，在壶的两耳之间印贴坐佛像各一尊，后有佛光，下置莲座。从西晋以前越窑瓷器受佛教影响的特征看，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像教」在工艺美N领域里的影响；也体现了中国当时对佛教传入时所采取的态度。

东晋以后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和南北文化的频繁交往，加上佛教艺术的世俗化，佛教已深深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东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上出现了象征吉祥、美好的莲花图案。1956年在浙江萧山县董窑出土的东晋青瓷上发现有刻划莲花瓣纹的标本，其特征是将莲瓣纹刻在碗的外部，盘里面或壶身上部，线条极细，刻划方法较以前的压印和印贴方式不同，是用尖锐的金属工具刻划的，这是东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装饰方法。近年来在江苏镇江网中桥东晋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中也发现了莲瓣纹样，在一个直口深腹、饼状实足碗的外壁刻有仰莲瓣纹，但线条显得较生硬，应是莲纹装饰的初始阶段。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在我国广泛流行；这一时期佛教石窟、佛教寺院、佛教绘画等佛教艺术蓬勃兴起，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方佛教发展的最好写照。佛教纹饰在当时广泛作为日用生活器的越窑青瓷上得到了充分发展，莲瓣纹是这一时期越窑青瓷上的主要纹饰，而且装饰手法已相当成熟。江苏镇江湘阴窑出土的一件南朝时期越窑青瓷盘上，刻划着繁密的莲花纹，莲花中刻有莲子，线条相当流畅，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蓬。在浙江绍兴庙屋山南朝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上也出现了许多莲花装饰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