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盛行于中国内地，西藏亦然，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放生的活动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所谓“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当然功德倍增，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史不绝书。

中国汉地放生的习惯并不始于佛教。《列子·说符篇》说：“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可见逢节日放生，古已有之。《说符篇》中说：“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不仅有放生，而且有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

春节民俗纷繁多样，但都包含“放生”内容。春节放生多选在初八，因为这一天是传说中谷子的生日，对于农耕社会来说，谷是命脉，这一天人们要观谷、食谷和养谷。鸟是吃谷的，会抢夺人的收成，所以这一天要放生（主要是鸟和鱼），表达好生之德，让它们嘴下留情。《帝京景物略》说：“正月八日，石磴巷放生，笼禽雀、盆鱼虾、筐螺蚌……数千相向，纵羽空飞，孽着落屋上，移时乃去，水之类投皇城金水河中网罟笋饵所希至。”

汉地大规模放生始于天台智者大师。时有天台山麓临海之民，舍扈梁六十三所为放生池。佛教提倡放生，《梵网经》就说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说：“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金光明经》说：佛往昔为流水长者子救十千鱼事。

《杂宝藏经》说：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卷四中记载：有一沙弥的师父见他七日之内寿命将终，要沙弥返回俗家，七天之后再来，但没有说明原因。他在返家的路上，看到一处池塘缺口，池水灌入池边的蚁巢，众蚁慌张夺路逃生。但是蚂蚁逃生的速度那有池塘决堤那么快速？眼看无数蚂蚁即将淹死，沙弥就用自己的袈裟包上土，把池塘缺口堵住，救活了所有的蚂蚁。过了七天，沙弥在俗家玩得无聊，又回到他师父跟前。师父一见，觉得惊奇，问他这几天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沙弥以为师父说他犯了戒做了坏事，非常恐惧，答说什么也没做。师父是罗汉，即用天眼观察，知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那就是救起被淹的蚂蚁。后来这位沙弥转夭为寿，得以长命终老。

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也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戒杀仅是止恶，是消极的善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因此在中国，从北齐萧梁以来，便提倡断肉食、不杀生；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从朝廷以至民间，由僧众而至俗人，都以素食为尚。

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而从中央以至地方，或者为了祈雨禳灾，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如梁武帝就曾下诏禁止屠杀生命以祭祀宗庙；梁代慧集比丘，自燃两臂游历诸州，以乞化所得赎生放生；隋天台智顗大师发起开筑放生池，为被放的鱼类讲《金光明经》和《法华经》，又购买各类粮食饲予鱼鳖；陈宣帝时，勅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这是中国有放生池及放生会记载的开始。此后由唐至宋及明，无不盛行放生。如唐肃宗时，刺史颜真卿撰有〈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宋朝的遵式及知礼两位大师，也极力提倡放生。

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人口密度膨胀，生活空间缩小，要想求得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区域，是相当困难的，也有自然环境的限制。放生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善意，而不打捞、捕捉放生的动物，更体现了敬畏之心，有了善意与敬畏之心，和谐才会有保障。我们放生的目的是为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至于被放的众生，也有它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因缘。若在放生时，没有存心让它们重遭罗网而受刀俎之苦，且开示被放的众生，为其说三皈、讲佛法、发愿回向，它们也能从此脱离异类身，转生为人，上生天界，往生净土，发菩提心，广度众生，早成佛道。我们但求能尽心而为，尽力去做就好。

炉峰禅寺于每年八月初九举行放生法会。